二．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军事上的作用

先从《宋史》记载的南宋两次北伐，看金代通济渠的军事作用。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了宋金“绍兴和议”，南北战争出现了20多年的稳定时期。孝宗继位后，于隆兴元年（1163年），发动了“隆兴北伐”。五月初，宋将李忠、邵宏渊率军六万，号称二十万，渡淮河北伐金国，先克灵璧，再攻占虹县（今泗县），乘胜打下了宿州，这即是战史上著名的，先胜后败战例“符离之战”。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镇江都统制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率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先派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河攻泗州，宋史载：泗州有东、西两城，领军毕再遇，先佯攻西城，而自率勇士登上东城杀敌，东城金军弃城而逃，西城金军即降。五月初，陈孝庆部又攻占了虹县。消息传来，朝廷振奋，随即公开下令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东路军主帅郭倪，调兵会攻宿州，结果大败而归，随后又是屈辱的“开禧议和”。至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达成“嘉定和议”。

南宋的以上两次伐金，都是由盱眙渡淮，然后遡汴而上，攻泗州、灵璧、虹县、宿州。本来南方兵习水性，攻金渡淮又需舟楫，渡淮后遡汴而上，兵法上亦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见，金与南宋对峙时期，通济渠东段是通航的，否则，没理由屡次东路北伐，都是由此水路进军。

再从《金史》记载史料，看金代通济渠东段在军事上的作用。“贞祐三年（1215年），即迁于汴，时朝廷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1222年），遂于归德府（今商丘），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 ，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注十四

从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1214年，金不抵元军，已由北方南撤，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对南方宋军亦需设防，因而，加强了宿、泗的军储。二是军储之粮来自陕西，陆运至归德府（今商丘）通济仓，中转集散；归德府新置“通济仓”，应与通济渠水运有密切关系，因为，往邳、徐、宿、泗漕粮，正分别走原通济渠的北线与南线。否则“通济仓”之名应叫“归德仓”，因为通济是一条运河名,而不是地方名。三是陆运费高民苦,宜改为载粮17.5吨的舟运，皇上同意。又在宿、泗州之间的灵璧县潼郡镇置新仓，委派后勤官员。四是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后，从黄河水运，可直达湖城（今宿迁），从湖城入濉水，经新开的长直沟，穿万安湖（今天井湖）舟运可入汴水，东下泗州，西上宿州。也就是汴渠（通济渠东段）两端分别在江苏宿迁、河南荥阳两处与黄河相连，形成环行水运网络，增加了调兵遣将、行兵布阵及军粮调运的保险系数。（附图六  金、南宋时期，黄、汴、淮航运图）

三   、  南宋输往金的“岁币”解赴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并每年向金交纳“岁贡”，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这一条约实施了20年之久。“隆兴和议”（公元1164年），在开禧北伐失败后，重签的条约中，南宋向金每年交纳“岁币”，银20万两、丝绸20万匹；“隆兴北伐”（公元1208年）后签定的“隆兴和议”，南宋每年向金交纳“岁币”，增为银30万两、丝绸30万匹，并一次性赔偿钱三百万贯。

从南宋立国，到金被元灭的107年间，南宋向金纳“岁贡”、“岁币”长达80多年。

入宋，自太祖始，田赋（税收）即实行了“时估折纳”，即实行“实物税”。那么南宋输与金的“岁贡”、“岁币”，也应是茶叶、陶瓷、农产品等实物形式，否则，还需再经贸易购物。女贞人缺的不是白银，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艺品和粮食。

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因军事上不敌金兵，在“岁贡”的器物上被挑剔和非难是可想而知的。金廷索要南宋的“官窑”瓷器，以及其它窑口的“贡御”瓷器，而南宋朝廷用龙泉黑胎（仿官）器以及其它窑口的稍次品搪塞，我想，这也许就是隋唐大运河中出土有黒胎龙泉器，以及南宋朝廷允许龙泉窑大量仿烧“官样”的最好解释。否则，按律例仿烧官器是要“杀头”的！黑胎龙泉的“仿官”器瓷片，在汴渠和龙泉窑址大量出土也无合法理由。至于“龙泉官窑说”、“哥窑产于龙泉说”，至今尚无有力的证据支持，我觉得“金廷索要官窑器充抵岁币说”若能成立，沿用“贡瓷”的采购办法“官搭民烧”，倒是与至今未在龙泉的大窑、金村、溪口等中心窑场发现官窑形制的遗址，是不谋而合的。也符合赵宋朝廷色厉内荏的对内对外权谋的表现。

那么这些“岁贡”、“岁币”的大批货物，需移交解赴。可以设想，交付地点应在两国交通便利的关口移交。金国绝不会允许南宋的船队，长驱直入，驶入腹地。而从宋金榷场贸易记载看，交通便利，又有验货（官鉴）关口、堆放码头、关防机构的，当首选隔淮相望的盱眙与泗州。解赴金国的途径，通济渠亦应是最理想的水道。这点我已在本章第一节《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外贸与转口贸易中的作用》中作了论述。当然，后人写《宋史》和《金史》，都不会将这些令国人屈辱的史料，详细记入历史，致使现在已无从考证，只能作此推论。但我相信随着更多历史文献的发掘和破译，总会有大白天下的时候。正如隋唐大运河先由田野考古出土了金、元遗存，再从典籍钩沉记载一样。

四、    金代小运河------长直沟考

查《泗虹合志》记载：“长直沟，泗县、灵璧交界处，金人曾整治过。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从长直集到渭桥，共长四十里，北通濉河，南泻灵璧之水归汴”。注十五《泗虹合志》成书于清光绪十四年，那时汴河的水运功能，已不值一提，仅从水利角度记载。但它仍是金代所开长直沟的雏形。同记载的还有“搜箭沟，在蟠龙山东、刑家山西，其水南北流，北归濉河，南入于汴。汇灵璧以上之水归洪泽湖。”此沟，也应是连接濉河与汴河的，较大的人工河流（见附图六），亦有可能成为运河。

淮北地区，习惯上称人工开凿的河流为“沟”，赫赫有名的如“刊沟”、“鸿沟”。金代的“长直沟”，既是人工开凿的，又用于水运。因此，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运河”。它北归于濉、南入于汴，并通过濉河在宿迁进入当时的“夺泗入淮”的黄河下游河道。上节谈到长直沟的开凿，沟通了黄河、濉河与汴河，形成了南汴渠、北黄河的“南汴北河”环形水运网络，不愧是因地制宜，改造并发展了隋唐大运河的区域体系。金代的先人，仅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改建成了一个横“日”字形的新体系，再次证实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公元1194年，黄河“夺泗入淮” 后，淮河即通黄河，又通汴河，两河口驻有重兵把守，但兵马粮草调遣，走淮河不安全（宋、金以淮河为界），不走淮河，就要绕道归德府（今商丘）以西；必须改造水道。金，按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的建议，在宿迁（金代号“湖城”）调遣兵马粮草。借濉水、开长直沟、入汴河、达泗州。形成新的黄河连接汴河的水运体系，此时的宿迁，成了隋唐大运河上“北线”连接“南线”的樞纽。（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分为南线、北线，南线为汴水，北线为泗水。）它避开淮河，实现了南北二线的连通，达到了封锁“两河口”的防御目的；在金国的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内循环运河系统。

历史造就英雄。“南汴北河”体系的形成，与当时形势所迫是分不开的。我们回顾一下长直沟开凿时（1215年）的时局：贞祐 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人的崛起，女贞人在北方丧失了大片土地，被迫第二次迁都至汴京（今开封），金与元的拉锯战，致使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已无膏脂可以榨取。金移都汴京后，政治上，需加强对黄淮地区的控制。军事上，必须依托黄河、淮河两道天堑为南北防线；在“南黄北淮防线”间，调兵遣将，粮秣辎重周转，只有依赖于汴渠。经济上，经营与掠夺的重心，都要转移到黄淮地区。在这种局势下，金统治者，不得不精心经营汴渠，改造运河的水运体系。只是事关军国大事，为保密起见，鲜见于一般史料记载，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

总之，隋唐大运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间，数被废弃，但略加疏浚，即能复航；在北宋末，宋室南迁后，因为失去了漕运功能，而被朝廷废弃，进入了衰败期，但仍为宋金的外贸与转口贸易发挥着作用。公元1214年，金被迫迁都汴京后，至金王朝覆灭的1234年的二十年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即汴渠），又进入了一个中兴阶段，由长直沟小运河，连通了“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金代的隋唐大运河，与宋代的隋唐大运河相比，可总结为：宋代主要是漕运，金代则为中国的东西交流、经济发展，发挥着更全面的、积极的作用。

第五节      南宋与元拉锯时期的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在金代，虽因漕运功能丧失，而在历史史料中鲜于露面，但除《宋史》、《金史》的《河渠志》记载较少外，在《食货志》及《传记》的事迹中，发现不少蛛丝马迹，证明它仍在贸易、军事活动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那么金于1234年灭亡之后，大运河尚通否？

勾沉史籍，从姚汉源先生所著《京杭运河史》，元代所开济州河，以取直京杭（南北）大运河道的考证中，姚先生提到“南宋，泗、济流域分属金、宋，为近边争夺地区，常利用水道运军队，很少修治记载。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东平守将严忠济的军队，南戎宿州、蕲县一带，和宋兵对垒，为了自东平向南运粮饷，恢复古代汶水由洸入泗，自泗南航的旧道”。

从这段考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东平（在山东泰安附近）籍的严忠济部，戎守宿州蕲县一带，为转兵运饷，打通了泗、汶、洸、济运道，沿此水道可达泗水，泗水在1257年仍为黄河“夺泗入淮、夺淮入海”的通道。到宿迁后，可由濉水入长直沟（或搜箭沟），进通济渠，溯水至宿州，仍走金代“南汴北河”的环行水运网络路线（附图四  东平至宿州运粮图）。

由此推论，通济渠东段在1257年前后，仍然是元军进攻南宋时军运的通道，应该是可以通航的，它仍然担负着东西南北交流的重任。

第六节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

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土层颜色较黄，颗粒较大；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流速快，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沙少色淡。

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还是黄泛淤淀所致。

但是，黄河泛滥的洪水，是很难越过隋堤（大运河北堤），而进入汴河河床的。因为，通济渠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与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河道几乎平行，南面是黄河，故汴河北堤常遭黄河南泛的威胁，为保漕运，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宽。至宋，汴河的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是两倍（北堤宽40米、南堤宽20米）。实际上，隋唐大运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黄泛如能漫过北隋堤，那么，到了汴河以南，便如入无人之境了。

但是，至今隋堤（通济渠沿线百姓习惯上称汴渠为隋堤，因为隋代所筑）仍是黄泛平原与河间平原的分界线；隋堤北，是黄泛沙土地，隋堤南，是沙礓黑土地。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这种亘古不变的土质与地貌特征，说明了黄河泛滥，未过隋堤。汴河河床上层的沙土淤积，应不是 黄泛越过汴河北堤的淤积，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废后，上自荥阳汴口而下的黄河水常年淤淀，而又不再疏浚后，逐渐湮塞的。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

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堤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汴渠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 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乃水尽，数日内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荥阳的梁公堰注水，又数日即可复航。

更何况滚滚黄河东逝水，自隋开通济渠后，便形成枯水期全部、洪水期三分的黄河水由此水路南归东海，自古水火无情，天皇老子也不敢说壅塞即壅塞。只是在南宋与金拉锯时期(1128----1141年前)，金兵任洪水漫溢、以水代兵的情况是有的，但那仅是权宜之计。和平环境下还必须“车行于道，水行于渠”，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恰恰就是宋、金拉锯时期的见闻。而成书于元代的《金史。河渠志》所记：金代“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蒞之。”在此后记载了金廷管理汴河的职官设置，说明了通济渠自宋、金拉锯之后又塞而复通，是符合历史发展顺序的，也是可信的。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泻洪排涝，与航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航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这一观点的致命错误是：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宿迁的中运河、山阳渎，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时，实现全天候通航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翼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

隋唐大运河衰败期，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第十章中，已对金代运河的运行情况作了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在上一章中，我也已列举了金灭亡后，1257年南宋与元拉锯时期，降元汉将严忠济部尚利用“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调兵转饷。那么，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便与史实不符。

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代“至元年间”到“泰定年间”（公元1290----1325年）的罢江淮漕运为海运，通济渠再度被朝廷废弃，加之连年黄河泛滥决溢；荥阳至开封、商丘段先行湮塞。泰定后，又发生了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通济渠遂“逐段湮塞说”。

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通济渠沿线州、府的地方志：

《开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门、下水门，岁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万石达京师。常至决溢，设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黄河决，始淤塞。旧府治南有汴梁故迹，即其地也。”

《归德府志》卷十四《河防》：汴河  在府城门南五里，或曰即浪荡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复成平陆矣。（元代年号中有两个“至元”，分别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绪  何庆钊等修撰）卷三《舆地志》：（汴水）南渡后渐湮。元泰定初，黄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埇桥亦废。

《宿州地区志》“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黄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汴水湮塞，宿州埇桥亦废。”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没，埇桥由此废。”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后，通惠河于大德八年（1303年）竣工。至此，江南漕船可直驰大都城内积水潭，实现了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后的全线贯通，内陆运河漕运路线告竣，已不再需通济渠、永济渠，作为内陆漕运的备用线路，元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废弃通济渠了。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1288年至1325年的37年间，其中 11个年份有黄河下游决口和漫溢的记载，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是年河决杞县蒲口九十六处，泛滥汴梁、归德二郡。”《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泰定元年没有大水、淫雨、黄河决溢的记载。泰定二年“汴梁路十五县及卫辉路汲县先后河溢。”这次黄泛，很可能是造成通济渠宿州段淤塞的原因；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原“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古汴渠------开封经徐州、宿迁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渐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市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汴水复于徐州与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经宿州城的汴水湮塞、埇桥由此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貌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汴渠在隋唐初，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晚唐，三十七倍于初唐，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汴渠水运功能，强化管理，由隋唐时的跑单帮发展成了“纲运”（每10-20船为一纲），首尾相衔；不仅漕粮有纲运，见于史载的还有“花石纲”、“盐纲”等。可见，“纲运”带有官运性质，在拥挤不堪的汴渠上，享有优先权。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至宋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的京都（洛阳、开封）均在黄河南岸，朝廷较重视南岸的堤防加固，防洪防汛的原则是“保南不保北”。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沙”，减少淤淀与疏浚，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汴渠的航运能力。

（3）宋金拉锯战期间，宋、金均借黄河之水，以水代兵拒敌。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以致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廷为了使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恢复农耕，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颖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东端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西端最高处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黄河自内蒙古包头南下，到潼关折而东行，沿途群山挟持、无泛滥漫溢之虞，至洛阳以东地势平缓，黄水浅慢、决溢较多，到开封东再折而东北趋于渤海。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卫辉路汲县黄河溢；1326年又决阳武县；1329年滑州黄河溢；1330年黄河决东明、长垣、济阴县； 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由于宋、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颖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所谓的“夺”，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黄河漫溢、决口后，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节制荥阳的梁公堰，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间，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帐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渐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290----1325年后，元代至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南入东海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注一：《旧唐书》卷120 《郭子仪传》

注二：《旧唐书》卷156《王智兴传》

注三：《资治通鉴》卷292

注四：《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注五：《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注六：《宋史。韩通传》

注七：《全唐诗》卷615皮日休《汴河怀古两首》

注八：《宋史.河渠四.汴河下》卷九十四 

注九：《中国古陶瓷研究》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辑

注十：《金史·食货志五·榷场》  志第三十一

注十一：《宋史·食货志》

注十二：《宋会要楫稿》食货38

注十三：《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

注十四：《金史·河渠·漕渠》志第八

注十五：《泗虹合志》编撰  江殿扬  许湘甲

第四章        通济渠对淮北市的影响

一、若要了解通济渠对淮北市的影响，就要先了解隋唐大运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在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的世界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比还处在中世纪黑暗统治下的、奴隶社会末期的罗马帝国，以及欧、亚、非交界的阿拉伯帝国，华夏大地乃是世界上生产关系最先进、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崇尚武力，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激战正酣，著名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民族信仰之争，演化为武力征服，民族矛盾激化为战争，血腥的杀戮笼罩了整个欧洲及西亚、北非地区。教会的极端分子，左右了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首脑，导致了极端思潮泛滥，他们摒弃科学艺术，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艺术和科学被贬为邪恶根源，有些类似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在这种大的世界格局中，中华大地，不啻于是一块极乐的净土、艺术的殿堂。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艺术家徙往东方、定居中国，加入了汉文化发展的队伍，致使汉文化、汉民族艺术、包括我国的陶瓷艺术，在这一时期继续高度发展，继续保持着海内外一枝独秀的文化大国、工艺大国的地位。

隋、唐、宋、金、元时期我国的的造船业、航海业持续快速发展，运输量、航程、安全系数，都有较大提高，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世界文化中心、艺术中心、制瓷中心地位的确立，极大地刺激了我国长达七个世纪的手工业、制瓷业的大规模发展。可以说，中华民族比之秦汉、隋唐，本已显得衰落的封建帝国，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奴隶社会在各国的复辟，而再次使中国获得了经济崛起、艺术腾飞的机遇。

通济渠开通以来，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从国力上看，似乎金、元时期较弱，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或偏见。秦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江山，均是由汉民族统治中原之地，经历一千三百年的汉民族统治，中原---作为统治江山的象征，汉民族的聚居地，在金、元时期，先后被女贞人和蒙古人占领，中原腹地转而成为被外族统治的区域。信仰和理念，由于权利的更替，（统治者的转换），而天翻地覆。一个民族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之后，原有的自信与自我，都发生了怀疑。传统信仰訇然倒塌，封建官僚统治的骄奢淫逸和积贫积弱，匈奴的长期骚扰和金、元的占领，动摇了中原文人士子传统理念中的那种沉稳、空灵的定力。似乎一切行将崩溃，日月亦黯然失色。中国的史书中，总透着一股大汉文化的气味。对辽、金、西夏、元这几个朝代的统治，有些不心甘情愿，似乎是被占领的殖民地似的。其实，在华夏大地这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契丹、女贞、党项、蒙古都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外姓异族的融入，绝异于侵略占领，夫妻双方又何不是外姓异族呢？今天你当家，明天我当家，共同传宗接代，延续生命，都是龙的传人。每个人的个性，往大了说，就如同民族的特色和文化差异。它们的存在，共铸成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彩。金、元时期中国仍然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经济中心；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谁敢觊觎中国的江山？！而恰恰是元代，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欧洲。

二、     漕运带给百姓的是苦不堪言

唐中晚期后，由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中原地区严重缺粮，朝廷开始从东南富庶之地掠夺粮食，并建立漕运制度，以确保漕粮，来维持统治。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汴河（隋唐大运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至道初（公元995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公元1008年）至七百万石。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泉（钱）、帛（布匹）、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注一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汴河斛斗六百万石----此乃太仓积蓄之实。今仰食於官禀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梢之余，故国家之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恤水利同言也。注二宋时，汴河的漕运，已提至“建国之本”的高度，“国家之漕事至急至重”。

 大运河纲运繁沓，舳舻相继。漕运亦给沿运河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唐史载：太和初（公元827年），（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 , 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自江以南，补署皆剸属院监，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注三

《宋史》亦载：（通济渠）常年浮尸千余。暴政苛吏，以“至急至重”的漕运为由，“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抵死甚众。”运河沿岸的百姓，不但额外负担着沉重的役苦，而且还常担性命之忧。

三、   通济渠沿岸集镇密布

隋唐大运河开凿之前的东晋、南北朝时期，曾经是淮北地区历史上最萧杀、黑暗的时期。自“五胡乱中华”以来，黄淮之间几成“无人区”，正是这一时期，战争导致大批的人口迁徙，使我市境内自秦以来，因经济高度发达繁荣，而相继成为泗水、沛、睢、临涣等郡、（国）的治所（郡治、诸侯国的国都所在地），以及在现市域范围内，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同时设置、并存长达六、七百年的相县、铚县、梧县、竹邑县、扶阳侯国等行政建置，已名存实亡。面对一座座死城、空城，至隋开皇三年，隋文帝杨坚最后撤除“睢州”及州治“竹邑县”后，古“相”繁华地，便基本沦为边野乡村了。

然而，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黄淮之间渐由兵家争掠的战乱之地，恢复为“纲运繁沓，舳舻相继”的人烟稠密之地；特别是通济渠沿岸，南北通衢、东西交流，当舟车之会；围绕着运输业、旅游业的消费拉动，店铺驿站渐次扩建，集镇鳞次栉比，淮北地区重新繁荣昌盛起来。淮北市境内通济渠仅40.8公里的长度，六个集镇首尾相衔，几乎类似于现今城市化了的“珠三角”、“长三角”现象。

除此六个集镇之外，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还发现在三铺镇东有一“第城”遗址，古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50米，由于烧砖取土，在一些切面处发现大量的绳纹瓦片和陶片、砖块等，文化层厚约1.5米。共采集实物标本17件，其中云纹园瓦当1件，荷花纹圆瓦当1件，葵花纹瓦当1件，龙形纹饰半瓦当1件，平足碗底2件，高圈足绿釉碗底1件。瓦片颈部有长有短，沿口和纹饰有深有浅，另有素面布纹瓦。清光绪《宿州志·古地考》记载，“州西有第城，见唐书，亦无考”。由于遗址地理位置与州志记载相符，故疑为“第城”遗址，春秋时始建，从采集到的实物标本既有平足碗底，又有高圈足绿釉碗底看，该古遗址延续时代较长。

四铺镇东约1.5公里的四铺店村，宿永公路北侧，有一“蕲泽镇”遗址，该遗址的长宽各约1000米。1984年8月，中国唐史学会来此考察隋运河，在遗址内发现一条南北向宽约50米的街道遗迹，地表下密集着残砖断瓦和陶瓷器碎片。

四铺镇南约两公里的大郭家村，距离运河遗址正南2000米，有一“运粮城”遗址。该遗址为一台地，面积约9600平方米。文物普查中发现一些带有纹饰的汉砖、绳纹瓦片、宋代白瓷片、宋金磁州窑瓷片和青花瓷片，纵贯台地的“杨柳沟”，南通古睢水，它可以发挥与本文第三章第四节“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中向“长直沟”一样沟通南北的作用。此遗址应为隋唐大运河边，一处转运粮食、物资的文化遗存。

“四铺”，顾名思义：距宿州40华里。按唐宋时漕运的规定，大约是一天的路程，大小官员都是要驻留的。在这条车水马龙、穿梭繁忙的运脉上，每个点都是要津枢纽，遗留下这么多的古遗存，已可窥见其唐宋时期的规模，也可略见通济渠对它的影响。

柳孜，古称柳江口，唐、宋、元、明皆为商贾云集的大镇。镇址建于汴河南堤上。该镇最早见于史载的是：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戍桂林的徐州部将庞勋，因长期戍边得不到轮换，便擅自率队返乡，酿成兵变。当时，已处晚唐时期，藩镇拥兵自重，已形成割据局面,庞勋秋风扫落叶般攻陷徐、宿、濠三州，进围泗、寿两州；又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完全切断了京师粮路。唐懿宗帝遣康承训部将及沙陀兵七万镇压，与庞勋部将姚周决战于柳孜。

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元至正年间，侯德源任柳孜巡检时，数与农民起义军交战于此。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为兵家必争，能屡见史载。

《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运河湮塞而迅速没落,但仍依稀可见唐宋重镇之盛况。柳孜现存宋碑两块，其一为“天圣塔碑”，完整无缺，碑文载:该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缘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处仁；左侍禁、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裔。。。。。。”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冲之要害。

淮北市境内40.8公里的通济渠，聚集着众多的集镇和古城镇遗址，只可惜入元代以后，蒙古人为图谋西进占领欧洲，以长江为界，与南宋对峙长达40多年，从此，江淮之间重又成为“拉锯”的边野。淮北市境内的最后一个县级行政区划“临涣县”，也在此时被“撤并”。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大运河改线；此后六百年，失去了大运河，我市更失去了繁荣的机会。

注一：《宋史。食货志》

注二：《宋史.河渠志三.汴河》

注三：《新唐书。食货志》

五、通济渠在淮北的历史遗存及深远影响

1999年5月至11月，配合泗（县）永（城）公路濉溪段改造工程建设，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与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三项重大考古发现：一座石建筑码头；大批唐代沉船；全国20多个窑口的大量精美瓷器。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五章、柳孜遗址石砌构筑物

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的三大成果之一是：发现石构建筑一座，该遗址位于古运河道的南岸，依南堤构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石构建筑打破唐—五代地层。顶部平面已被严重破坏，顶部石砌层高低不平，有许多被拆掉取走石块而留下的大凹坑，（疑为运河废弃后的以往年代，当地百姓取石建房所致。）因此，原石砌构筑物顶层面貌不清，其余东、西、北三个立面基本完好。测得石砌构筑物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北立面残高5.5米，构筑物顺河道轴走向而建，方向36度。

石构建筑砌体所使用的石料质地不同，大小厚薄不一，形状各异，由此可见石构建筑砌体所使用的石料，均为附近搜集的旧石料，不是专为此建筑而统一打制的新料石。砌体中夹杂着一定数量的汉代墓葬石构件和画像石石料。砌体采用填心式干砌法（碎里整边），层缝间用碎石夹粘土填平夯实，石料间采用支山错缝等技法。北侧砌体临水的墙体比南侧砌体深，两者之间没有界限，互相连成一个建筑整体，结构坚实而牢固。从已经发掘的西南角石砌体的断面看，西南面采用由上而下的飞檐砌法。西面上部墙壁陡直，存高2米左右，垒砌石料11层，以上残。下部分为三级飞檐砌法，高145 cm，由下而上分别向外飞出10、30、15 cm，三层共飞出基础层50 cm左右，垒砌石料8层。石砌体的下面采用的是瓦砾层与黄粘土层间隔的夯筑基础，共四层，厚75 cm左右，以下为河道淤积文化层，做夯平处理，夯土基础大于石砌体，北部向河道内延伸。

在砌体西侧压覆的地层中，出土有唐代沉船和瓷器另有唐代“开元通宝”铜钱等；按地层关系该构筑物亦应是叠压在唐代文化层之上。该石砌构筑物下的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的废弃木桩，同时还出土一根四方讹角形石望柱，柱脚用铁汁浇铸在不规则础石的方槽内，柱头做圆式莲花状，柱身一侧有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