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流经淮北的历史

      春秋至秦汉时期，未开通济渠前，东南之地与中原京都的主要水上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是过长江后，经邗沟到山阳（今淮安）；过淮河，入泗水接狄水再入鸿沟。二是：过淮河后，入泗水接睢水（今濉水）再入鸿沟。（见图一  两汉时期吴越与中原水运交通图）这两条使用了上千年的水道，其“北线”------泗水接狄水一段，史上一直被称为“古汴渠”；其“南线”------泗水接睢水一段，便是“通济渠”的前身。

隋唐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贯通了西安到扬州，基本是东西方向，略微偏南。可分五段：1、西安到黄河（沿渭水）的运河称“漕渠”；2、借用一段黄河，到河南省的荥阳；3、最长的一段是从荥阳的板渚越郑州、俊仪（今开封）经宋城（今商丘）、永城、柳孜、宿州、夏丘（今泗县）到泗州（现已因地震没入洪泽湖），注入淮河的运河，称通濟渠；4、此后又借用一段淮河，到淮安的清口；5、最后一段是从山阳（今淮安）入邗沟达江都(今扬州)。（见图二  中国大运河示意图）作为中华帝国最鼎盛时期的交通大动脉，历经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个朝代，通航了720年。

这段最长的运河----通濟渠，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础上截断并取直，改扩建而成，且古汴水的一段位于渠首，承袭历代河道命名的惯例，故，又称为：汴水、汴渠、汴河、通济渠，隋唐宋金的史料上，四个名字混用，加之，古汴渠所走的泗水（河名）与通濟渠所走的泗州（地名），都简称“泗”，导致这段河的走向,在典籍考古时，围绕对“由汴入泗”、“入于泗，达于淮”、“汴泗交流郡城角”的理解上，出现千年之争，成为历史悬案。

这段古运河，后因“黄泛”而全部没入地下，成为地下大运河。由于大运河运量之巨、历时之久，加上黄水之烈、古船之陋，皇限之严，又有天灾人祸、兵劫匪盗，朝廷掠夺东南富庶地之疯狂，造成了大量的事故，以致在河床之中形成了文化层叠压清晰、厚达四至五米的遗存堆积。这是一条广64米，厚5米，长达650千米，由八朝文物构成的历史遗产带，它用遗存记载了隋唐大运河的丰功伟绩。

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历史典籍上被记为汴水、汴渠又被沿线百姓呼为“隋堤”，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水性决定，汴渠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渠；汴渠湮塞后，自元以来七百多年，只见堤，未见河；后人眼里，河便成了“隋堤”。沿汴百姓，輩辈相传“自古黄水不过隋堤”， 在黄水肆虐的隋至民国的一千多年间，隋堤就成了百姓祈求平安的“圣堤”；，没人敢动它一锨一土。她，巍然屹立；隋唐大运河汴渠段，在她“活”着的时候，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在她“死”而为堤后，阻拒黄水、平安一方，掩护宝藏、传承历史。为华夏人民可谓鞠躬尽瘁，她，确实值得竭力呕歌!

第一章       通济渠流经淮北的路线

通济渠从西北方向，由河南省永城市进入我市，往东南方向的宿州市境出界。我市境内起点是：濉溪县铁佛镇小刘庄村（北纬33°52.272′东经116°30.1843′海拔31.9m），终点是：濉溪县四铺镇石圩孜村（北纬33°40.370′东经116°52.056′海拔30.6m）。在市域正中，呈西北、东南方向斜跨而过，境内全长 40.8公里，基本与现今的“宿永公路”（宿州-----永城）重合。境内两岸，因河而兴的有：铁佛、柳孜、百善、三舖、四舖、五舖六个集镇，沿运河平均每6.8公里形成集镇一处，城镇及人口均为高密度；其中铁佛、百善、四舖为现今的镇政府所在地，自隋唐兴盛至今。成为市域中部密集而又重要的城镇经济带，目前仍是市域三条经济发展轴线之一。（图三 通济渠流经淮北市的线路图）

通济渠东段，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江苏盱眙入淮河，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壁、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

此十八县中，安徽省的濉溪县在唐宋时为临涣县，元代时撤除，并入宿县。一九五0年，又将原宿县行政区划，一分为二，重新析出濉溪县；1958年为开发淮北煤田，又以濉溪县的行政区划与萧县的部分区划，合并成立了省辖市淮北市。通济渠在濉溪县境内仅40。8公里，然而正是在这40。8公里范围内，诞生了大运河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

这是大运河史上的首次（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次）规范的考古发掘----淮北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并出版了《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见照片一）

第二章      一枝独秀报春来。

通济渠东段形成的地下大运河，全长650公里，流经三省十八县、市，其中不乏古都名城，更兼有唐宋时的州、府附郭，何以偏偏在不见经传的淮北市、濉溪县破土而出，一枝独秀、报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剖析开来，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从荥阳板渚起，到开封东的这段运河, 因为黄河近千年反反复复的泛滥，文化层已被黄泛深埋入地下。又因为这段通济渠基本贴近黄河,平行往东，黄河为地上悬河，堤外地下水位较高，在兴修河渠、建筑房屋时，一般还未挖到文化层深度，地下水已似涌泉，因而，在建筑物的基础处理上，一般采取其他补救办法而减少深度，从而减少了文化遗存重见天日的机会。据专家推测，可能位于开封、或郑州附近的北宋官窑窑址，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至今未能找到的。

一九八四年，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河南省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沿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刊沟和唐宋汴河故道（即本文所说的通济渠），作了一次实地考察。据这次考察提供的资料显示，从盱眙汴河入淮口开始,到开封的这段大运河故道，基本与现今公路重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淮北人称汴渠河堤为隋堤）的自然高度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导致，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运河的南北大堤，将绝对标高上提，填方量小，挖到文化层的可能性就渺茫了。河南省段基本上是这样。

同时，这次考察还发觉，只有在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宿永公路（宿州至永城）,走的是汴河河床，而不是河堤。这段公路，当地人叫“槽子路”。据说，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在两道河堤中间，地里干活的农民，只能听到喇叭声，看不到行驶的汽车。那时北堤宽约四十米，平地高出五米左右；南堤宽约二十米，高出地面三----四米，南堤已残缺不全；河床高出地面两----三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高出地面的大运河故道，逐渐摊平。时至二十一世纪，只留下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坡带。（见照片二）

到宿州市后，往泗县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直到江苏境内的泗洪、盱眙。这一段也与河南省段一样,提高了绝对标高。

泗洪和盱眙段大运河，接近汴河入淮口，史载,宋代治汴，实施了“木岸狭河”的措施，除引黄口与入淮口外，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激流冲沙，减慢了淤淀黄沙的速度，减少了疏浚工程。而地处入淮口的泗洪、盱眙段,则岸阔浅慢,成为了淤沙的港湾，疏浚较多，因而遗存保留下来的较少。

综上所述，长约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在柳孜，首先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了断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争”，并且，河南、安徽七县出土的大运河瓷流向淮北市，建成了以大运河瓷为主题的博物馆。首先还应得益于这段“槽子路”。长达650公里的大运河唐宋文化层,象一条矿脉，曲曲弯弯潜入地下，而槽子路降低的标高，客观上形成了矿脉中的“露头矿”， 先出土大运河瓷,先于它   21890-方出现收藏热,首先被考古发掘，“一枝独秀报春来”，这是必然。

其实，隋唐地下大运河，在其它地方

被首先抢救性发掘的机遇也是很多的。通济渠走“南线”，被柳孜发掘证实前，很多专家也推断出，“大运河”从泗县、宿州、永城的市中心穿过，《泗虹合志。汴河考》曰：“泗州与虹县皆跨汴（隋唐大运河）而城。其上游灵璧、宿州亦然。”在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每年都有新的高楼迭起，它们在基础施工时，不可避免地会出土大量“大运河瓷”，以及其他文化遗存，只是不幸的被“忽略”了。建筑商、开发商、地方财政，都不愿为发掘“埋单”。而淮北市这一新兴工业城市，对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需要展示厚重的历史积淀，恰恰成了这次发掘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此挖交通壕，在柳孜镇隅子街口,曾发现地下有一由南向北深入地下的石台阶，垂直高度约5米，均用两米长、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块砌成。当时，疑是座落在大运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码头，由于兵荒马乱，无人顾及考证发掘。1958年后，当地生产队又在这里开挖多次，共掘出石条千余块，砌在一些公房或民房的墙基上，另掘石锚1件。沿通济渠的其它地方也出土了3件石锚，锚的表层因水的侵蚀而满布小孔，其中1件刻有“杨广”二字。

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间，在濉溪县境内，还因烧窑取土、修筑宿永公路、兴修水利等，多次挖开了大运河断面，据安徽社科院朱玉龙先生，八四年所记《汴河及其对安徽淮北地区的影响》一文载“一九六二年，淮北地区兴修水利，曾于百善、柳孜、四铺挖了三条南北大沟，穿汴堤而过，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断面的情况。据当时负责这项水利工程的，一位水利干部回忆，河槽口宽四十米，底宽十五米。堤为夯土结构，坡度较小，河床内为淤泥沙土，从地表向下七米，仍未见原始土层，故公路桥不得不改建它处。”

笔者曾在距柳孜两公里处的宿永公路上，见到修桥时挖开的大运河断面，瘀淀的金黄色粉沙与河坡夯土层清晰可辨，只是断面偏居运河的北缘，未能显示出中流的断面。（见照片三）

三铺乡的石圩子村，长年烧砖取土，切开了隋堤北堤及河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和河床中淤积泥沙的土层分界。堤为黑色原状土，坡度1:2---1:3。河床上半部分为黄沙土，下半部分是黑壤土。淤积厚度，地表层2—3米，向下依次为八十七厘米、六十厘米，一百零七厘米、七十厘米、一百厘米、八十厘米(是否大致是隋、唐、五代、宋、金、元对应的文化层?笔者注)。淤积层中，蚌、蜗牛等水生动物的残骸，比比皆是，朽掉的古钱、破碎的陶瓷片，俯拾即得。另外，还有许多段木和骨骸。

朱玉龙先生八四年的记载，以及当时隋堤的断面所示，其实已很能说明通济渠的走向，但当时走马观花式的访古考察，未能提供准确的发掘报告为依据，仍不足为“大运河”考古定案的凭据。故八五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访古”文集中，很多文章仍写到：通济渠路线目前尚难下定论，只有通过系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来印证文献记载，才能下结论，现在，也只好求同存疑。”注一

一九九九年初，百善镇以西,宿永公路段拓宽工程开工，在对穿过柳孜村一段,进行裁弯取直的新路基础施工时，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结合当地老人对抗战时发现，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阶的传说，省、市、县文物部门，共同对修路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了认真的考古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

五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路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共开探方8个，累计揭露面积九百三十平方米，历时近二百天。发掘出一处石构筑物遗址（疑为宋代码头）、八只唐代沉船，隋唐宋金时期陶瓷器1653件，灰坑一座，以及大量铁器、骨器、石器、画像石、动物骨骼等遗物。出土瓷片数十万件,当时可明确辨认出窑口的有：寿州窑、白土窑、烈山窑、芜湖东门渡窑、越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建阳窑、长沙窑、鹤壁窑、巩县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定窑,还有一些属于耀州窑系的青瓷,定窑系的白瓷,以及属于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刻划花瓷和外黑内白地黑花瓷。（见照片四）

根据发掘报告所述，发掘点所布探方，均位于大运河故道南侧岸边，河道深达七米，上层4—5米为表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隋唐时期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其中的“一期一段”出土器皿，“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代表了运河的开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见照片五）而到了宋代,大运河宋代河道，在隋唐河道的基础上，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注二 致使宋代石码头，压覆了隋唐文化层。根据七#探方资料分析结果看：上层4—5米仍为表土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宋代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河道深仍为7米。7米以下为料姜石生土层，无隋唐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

根据该发掘报告分析，限于上世纪田野考古、窑址发掘的经验不足，对该发掘结果的认知尚有局限，有以下三点尚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深化：一是，对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产地窑口认定，应按最新窑址考察的结果审定，特别是发掘报告中指出:“初步能辨认的窑口……，除此，还有一些残碎瓷片的窑口不清楚”根据该市文物征集的长期经验，窑口似应更多一些，这对研究运河史、交通史、陶瓷史、具有更大的意义。

二是，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可能是宋代治理大运河，所采取的‘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从而形成‘激流冲沙、减慢淤淀’措施，导致的大运河河道缩窄的结果。从发掘报告亦可看到，此次发掘，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桩。这样理解，是否才能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三是，该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隋唐大运河走向，与始凿年代的问题。因为，关于汴渠南线、北线之争，在典籍考古为主的以往时期，史料所载“走汴入泗”，被理解为：经商丘后,走泗水运道，经徐州、萧、砀，到淮阴，入山阳渎运河道一线；而不是经汴渠入泗州；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者颇有“大家”，古代又有韩愈的诗、苏轼的《书传》等为证，争论中颇占上风。而作为田野考古的杀手锏---挖开来看，则是最让人心悦诚服的。故本次考古发掘所布探方，主要是为揭示隋唐文化层，尤其是发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遗存。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运河瓷有：寿州窑、安阳窑、湖南湘阴窑等窑口的作品，以及多达8艘的唐及唐以前年代的沉船，彻底否定了“隋代初开大运河走北线，晚唐时改走南线”的猜想。

那么，在这一发掘的明确目的实现的同时，也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点遗憾。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向东揭示一些。因为宋代河道束窄，移向了北面的河床中心，7#探方虽挖了点宋代文化层的边，但面太小，出土遗存太少。另外,由于宋代石构建筑施工时,该处文化层被扰乱,年代的叠压分层不够典型。如能往北、往东再扩一些，挖开宋代石码头东侧（下游）的文化层，可能会因水流的涡旋，收获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文化层叠压关系可能更典型.那将会揭示出隋唐大运河鼎盛期，宋代的更多秘密。也可能会让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运河瓷重见天日。（见图四）

注一：《隋唐运河与中晚唐漕运》 潘镛    王永谦著

    注二：《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三章       通济渠的废弃与湮塞

隋唐大运河从隋代开凿以后,几经废弃,塞而复通,通而复塞。这段大运河究竟何时最终废弃,并成为地下大运河?也就是说,通航究竟到何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它牵涉到“大运河瓷”中的许多金、南宋、元代遗存,能否发放出生证的问题。也是史界几百年没人弄清的问题。

第一节      史料中可见通济渠数被废弃。

大运河的首次淤塞与废弃,始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时的战乱与割据（公元755----763年）。《旧唐书》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注一“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

安史之乱，使淮河以北尽被人祸。叛军、唐军的抢掠烧杀,以致中原大地满目苍凉，沿通济渠东段,成为争夺的焦点。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二月，安禄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黄河，破陈留（今开封），陷荥阳。”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七月，尹子奇增兵围睢阳（今商丘），城中粮尽。八月，睢阳守军仅余600人，南霁云突围至临淮（古泗州）。。。。。。”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南下渡河，陷汴州。”乾元三年“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奉命讨刘展，入楚州（今淮安）、广陵（今扬州），大掠，屠杀商户，江淮始受兵祸。”唐宝应元年“史朝义围宋州（今商丘）数月。李光弼进驻徐州，遣田神功往救，大破史朝义。”注五以上史实均发生在隋唐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周边，在战事频仍的兵荒马乱之中，漕运路断，隋唐大运河淤塞,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廷北联回鹘,收复东都（今洛阳）后，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朝廷启用太子宾客、通州刺史刘晏,重开漕运。当然,刘晏重开漕运的第一着棋,就是疏浚汴渠,漕运即通（刘晏整治漕运共出九策）。安史之乱致使民众流离失所，藩镇割据，阻断航道，大运河近十年废弃。

大运河的再度废弃,是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所致。刘晏整治漕运后，漕路虽通，但由于当时大的局势是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王朝与藩镇之间,围绕着隋唐大运河的漕运，逐渐演绎成扼控汴、宿两城的拉锯战。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后，淮西节度使李光烈拥兵称王“屡渡汴水，东南漕运受阻，改道由蔡水而上。”注五公元783年，“李光烈陷汴州。”784年“宋亳节度使刘洽收复汴州，韩滉运江淮粟帛到京师。”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德宗“以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镇徐州，以保护运道咽喉汴水埇桥（今宿州）。”注五这期间，唐王朝又屡次变更汴、徐两州的行政区划和人事，以加强对两地的控制。并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将符离县埇桥镇升格为宿州，脱离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强化了大运河要冲的地位。《元和郡县誌》：“泗州本治宿预（今江苏宿迁市，距通济渠几十公里）。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九月十日移就临淮县（通济渠入淮口）。”唐代，将古泗州治，由宿迁移至临淮，主要也是为了强化唐王朝对隋唐大运河的控制。大运河漕运，在以后一段时期内运转正常，这在漕运史上曾被称为“元和中兴”。

中兴的宪宗去世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先是控扼漕运的汴州发生兵乱，继之，驻徐州的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亦发动兵变，至埇桥（今宿州）“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卒十取七八”。注二刘晏治漕后,正常运转了近六十年的漕运,开始失控。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马，在庞勋的带领下,发动兵乱，由水路从桂林返回徐州，沿途占领了泗县、柳孜（今安徽濉溪东）、宿州，于是漕驿路绝；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又围宋州（今商丘），以断漕路，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军自滑州南略宋、汴”。注五公元881年，徐州感化军部将时博，逐节度使支祥代之，又沿汴渠南攻泗州，是年始，蔡州刺史秦宗权及部将孙儒，与淮南（治扬州）节度使杨行密、杨渥、汴州（今开封）节度使朱温也先后十数年沿隋唐大运河交恶混战，漕路又被阻绝。902年，壬戊唐天复二年，“是年，杨行密曾应朝命讨朱温。到宿州，以运河淤塞、运输困难而止。”注五至此，全国各地已基本被藩镇割据，沿大运河均被藩镇兵马阻断。

五代时期，由于朝廷逐鹿中原，使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连年征战，长江以南九个小诸侯国，隔岸观火，划地为牢。使朝廷统治仅及江淮以北的半个中国，漕运已名存实亡，通济渠亦失浚失修。史载:“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注三“运道久梗，葭苇埂塞”。注四但到了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唐末汴水自埇桥（今宿县）以东淤浅不通，世宗谋攻南唐，先令疏浚汴水，东至泗上，以通漕运。”注五“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民夫，因汴水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浚汴口，导河达于淮，汴渠完成，是为北宋时中原与江淮间主要交通线。”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注六“后周”世宗柴荣在位五年，平定中原后，先后三征淮南、尽复江北大地，把晚唐及“五代”初即形成的中原与诸侯在东部以江淮为界的版图，扩大到以长江为界。首开了向南统一国土的先河，五代十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谋统一就要浚汴渠。

如据史料记载，从晚唐（公元822年），至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前后），大运河被废弃似有130年之久，但据柳孜考古发掘5#、6#探方的2、3、4层遗存中, ，以及宿州西关步行街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出葵口、玉壁底器皿分析，（见照片6）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皿，具有典型晚唐、五代特征。其中亦发现五代越窑“秘色瓷”作品。(见照片7)从地层堆积叠压关系上看，大运河并未中止使用。我认为这便是应引起注意的“因漕运不通，被朝廷废弃后的大运河，仍被民间商旅长期使用”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于金、元朝代，只是由于失去了显赫的政治意义（漕粮），而不被史料记载罢了。这点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重点考证。

史料所载:第三次湮塞与废弃,是从北宋末年的宋、金拉锯，到最终划定以淮河为界的两朝对峙时期。入宋以后，黄河由隋唐时的“稳定期”转入“波动期”，黄河下游河床迁徙增多，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浅慢淤淀加剧，洪水下来，只有再冲出新的河道，甚至漫溢决堤。汴渠也不能逃此噩运，《宋史》中记载，仅北宋167年间，汴渠的决溢、绝流就多达15次。见《宋史。卷五》：1.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州汴河溢”。

2.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八月，宿州汴水溢，坏堤。”

3.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六月，汴水决宋州谷熟县济阳镇。”

4.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六月，宋州、郑州并汴水决。”

5.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六月，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坏民田。”

6.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五月，又汴水决宋州宁陵县境。六月泗州淮涨入南城，汴水又涨一丈，塞北门。”

7.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乙酉，汴水溢于浚仪县，坏连堤，浸民田。上亲临视，督卫士塞之。辛卯，又决于宋城县。”

8.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七月，宋州汴河决谷熟县。”

9.“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宋州汴河决，浸民田，坏庐舍。”

10.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应天府汴水决，南注亳州，合浪宕渠东入于淮。”

11.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是岁，汴河溢，决陈留堤。。。。。。又决京城西贾坡，入护龙河，以杀其势。”

12.“景祐元年，闰六月甲子，泗州淮、汴溢。”

13.“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三月，汴流不通。”

14.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八月，汴河绝流。”

15.“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五月，大雨，水骤高十余丈，犯都城（今开封）。。。。。。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乃平。”

宋真宗时,采取了“木岸狭河，激流冲沙”的措施，宋神宗时,采取了“引洛清汴”的 冲沙措施，有宋以来,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奉行“漕运便是稳定”的信条，真正把汴河的治理、漕运的维持，当作了江山社稷存续的头等大事。然漕运之粮只能救急，不能救命，治表而不能治本。从唐末开始已完全蜕变功能的大运河，不再能辅佐封建王朝，也不能阻止封建社会的衰败，最后还是充当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继续南犯，据〈金史〉载：南宋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的李固渡西，人为决堤。

黄河从东明入鲁西南，经巨野、嘉祥、金乡一带入泗水，并由泗入淮，黄淮之间顿成泽国。自北宋末，至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的十五年间，南宋与金在江淮流域长期拉锯战，民不聊生，流离他乡，汴渠失修失浚，废弃湮塞。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记载了当时宿州通济渠的湮塞情况，“自泗州循汴河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可资佐证。

北宋末年的这次废弃与湮塞之后，由于南宋与金的对峙，不再需要运河的漕运，来维系封建统治。而后,又继之元朝定都北京，漕运的终点发生了变化。漕运的“救急”特性，决定了大运河的裁弯取直结局，于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从此在正史的《河渠志》中销声匿迹了。在典籍考古独步考古学界的以往年代，史学界便将通济渠，判为“湮塞”了。但当现代田野考古出现以后，历史将改写。

第二节    通济渠塞而复通需多久?

通济渠段，历史上曾数度被废弃和湮塞，但又都轻易被疏浚，在湮塞后被疏浚的过程中，见于史料记载的，也仅是“发某、某、某某州役，浚之（或塞之）。。。。。。”，没有增设过什么闸、涵、桥、堰等技术难，或投资大的建筑物、构筑物的记载。

我们知道，公元605年始凿10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西安----江都），也仅用了150多天，因而，使许多后世学者,怀疑通济渠最初走的不是“南线”，而是泗水老路。其实，通济渠南线虽属新凿，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测量的基础上，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将它们串联并拓宽而建成的。根据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所证：通济渠东段,西起河南荥阳板渚,引黄河水东行，走汴河故道至陈留（今开封县）；从陈留东南，到宋州（今商丘市）一段，长215公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从谷熟（今虞城县）到临涣（今濉溪县）一段，长205公里，是利用了涣水（今浍水）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今宿县）北一段，借用蕲水河道；虹县（今泗县）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这些原有水道，以天然水源、自然坡降为基础形成，自荥阳至泗州650公里之遥，均属黄河冲击平原,一马平川，无山岭残丘阻隔，方向为西北往东南，符合我国自然地形倾斜的走向，与大的水流走势、走向吻合。在这片大平原上,截断并取直原有河道，使之一泻千里。在那没有GPS定位、三维空间设计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征服自然的过人智慧，实在令今人叹服。这又使我想到：现代的运河史学者,对大运河南线产生于隋代的质疑，实在有些无来由。宇文恺这位隋代大运河的总设计师,应可与贡、禹相左，比现代学者的智慧、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那个朝代即认识到这些，有诗为证：“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河，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注七

隋代大运河的选线，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规律，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宽，开凿仅用了150多天，这是有案可查的。那么，在以后塞而复通的疏浚中,需日几何呢？

查《宋史.河渠志》知：“隋唐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而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注八

靖康之年，汴京开封曾两度被金兵围城，正月被围困后，李纲率兵拼死抵抗。至二月，城仍未破，金兵恐生变故，烧杀抢掠后,撤回黄河以北。此间，开封城里，皇亲巨富，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带头，沿大运河争相南逃。沿途亦有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看着皇亲国戚、贪官婪宦，载着满船的细软、金贵之物，弃国而走，愤然决河放水，将船只搁浅，盗抢财物。这在纲纪已荡然无存的北宋之末，应属正常。

然而，当金兵北撤之后，北宋朝廷已风雨飘摇，如强弩之末，在沿汴民众流露失所的颓败局势下，通济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复通，这说明通济渠的开凿，遵循自然,修复较易，虽历五百年淤淀，仍能快速疏浚复航，且不需耗费太多财力。如在和平时期，劳力充裕，恐疏浚复航的时日更短。因此可以说：汴河塞而复通其实不难，史志只记漕运，汴河航运其实未断；这一切均得益于自然的造化和总设计师宇文恺对地理的契合。

第三节      漕运功能的丧失与大运河的衰败。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漕运功能丧失，决定了这段运河的衰败。这在封建社会的宋元时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漕运”带有政治色彩，它维系着江山社稷。东西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它将被朝廷废弃，失去朝廷财力的支持，对以黄河水为水源的大运河来说，淤淀与浅涩，最终走向湮塞，当然是命中注定。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运河除漕运功能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功能。如：商旅、淤灌、排涝、军事、续引黄河之水南归东海等等。当然，封建社会里,经济功能没有政治功能重要；在封建社会里,经济是在自然状态下成长的，在财力分配上，统治者对经济成长的扶植，只能在满足政治统治之需后,分一杯羹。南宋、元、明、清时期，封建帝国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穷，何来财力与胆识，重振隋唐大运河雄风？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在被大宋朝廷废弃后，在走向衰败的不归路途中，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为沿途的地方、百姓，以及宋金贸易;宋金对峙中的兵马粮秣调运;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继续对江淮地区的剥削掠夺，甚至金灭亡后的宋元拉锯时期的兵马粮秣调运发挥着作用。当然，军事用途一般史料都无详细记载。但是，难免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地方志中亦可发掘出一些史料。

总之，北宋灭亡之后，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被朝廷废弃，但废弃并不等于湮塞；隋唐大运河开始衰败，正向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大运河在衰败期，也同样存在着生命运行的轨迹,也同样在为东西南北的交流繁忙着。

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笔者多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地层剖面，及发掘出的遗存。宿州市城区考古现场出土的大运河瓷，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中称，（第三期）“五段中，碗、盘均内涩圈，是1999年新发现的，淮北市南宋（金）烈山窑的产品。瓶为上白釉、下黑釉，肩部斜书“仁和馆”款字，这种在瓶上书款的例子，在河北磁县彭城镇的宋代窑址中曾有发现。”“月白色均窑釉盘，是钧窑系南宋（金）时期产品，综观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窑口的烧制年代，将第三期五段定为北宋时期，六段定为南宋时期，第三期的年代为960～1279年。”以上所引该发掘报告，明确称：出土第三期六段为南宋（金）代作品。但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显系元代作品。

穆青先生在《彭城窑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论及：“大约从金代后期起，彭城窑开始迅速发展，元代彭城窑产品主要以白地黑花为主，其中，以盆、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元代彭城窑的四系瓶产量相当可观，而同期观台窑遗址地层中，却只见梅瓶，未见有四系瓶出土。可见，河北磁州窑的四系瓶，基本上都是彭城窑生产的······颈肩之间安四系，系的形制绝大多数为上宽下窄扁泥条系。”穆青先生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四系瓶，书写各种“馆”铭的，有“太平馆”、“仁和馆”等。注九

该文中的描述与所登照片，均与淮北柳孜码头考古发掘中，出土于一号灰坑中的第27号，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完全一致（见照片8 ）。另据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磁州窑文化丛书中马小青、李六存编著的《磁州窑四系瓶》；亦认为彭城窑始于金末、盛于元。1999年8~9月，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对彭城盐店、大庙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元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标本和残片；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早期的是椭圆形近似圆形，元代的是橄榄形。这说明磁州彭城窑元代作品，仍在大运河通济渠东段有流通。

也就是说，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时期，隋唐大运河在“衰败期”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

第四节   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

金被元灭后，元丞相脱脱为金治史，故《金史》较简，但《金史。河渠志。黄河》中仍记载了管理汴渠的职官设置，“金始克宋，两河悉畀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金人设官置属，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设散巡河官一员。雄武、荥泽、原武、阳武、延津五埽则兼汴河事，设黄汴都巡河官一员于河阴以莅之。。。。。。故都巡河官凡六员。”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金朝廷为治理“两河”------黄河、汴河，专门设置了25个散巡河官、6个都巡河官职位，通济渠（汴河）的河事由雄武等五埽的黄河“散巡河官”兼管，并专设一员“都巡河官”驻河阴（今河南孟津东）总管汴河事。金代汴渠已无漕运要务，但仍有航运及续引黄河水南入东海之责，精兵简政、由黄河散巡河官兼管也未尝不可。

一、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外贸与转口贸易中的作用。

《金史》载：“皇统元年十月（公元1141年），都元帅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从此，南宋与金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后，不久便开始了互市贸易，金称“榷场”。榷场，乃“与敌国互市之所也”。注一 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对外贸易之“边贸”场所。

金王朝是发祥于东北的女贞族，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多山，农业一向不够发达。女贞人的林猎制品，需通过贸易来换取农产品，以维持生计，故金人的贸易意识较强。宋金的榷场贸易，还可为宋、金王朝补充军备物资和军费。

见于《金史》的榷场记载较多：“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公元1159年），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今商丘）。”注一

“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注一

“泗州场，大定间（公元1161----1189年）岁获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贯，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宋亦得课四万三千贯”。注一

“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注十

《宋史.食货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盱眙军置榷场官鉴，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存盱眙榷场、余并罢”。注十一 此处“官鉴”二字的含义应是设置出口验关机构的意思。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宋金贸易的榷场总少不了泗州和秦州，且有一段时间是仅置泗州与商丘（均在通济渠沿线）。1159年罢所设诸榷场，专置泗州，说明泗州榷场设置早于1159年，应在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前后。

宋金对峙时，泗州与盱眙隔淮相望，宋为盱眙军榷场，金为泗州榷场，对等设置。与榷场相配套的必然是运输（那时只能是水运）。泗州居淮河之北，汴渠穿城而过，如汴渠水运不通，往北输往金国的货物，便无法北上，金人岂肯在此设场，商人岂肯来此“榷货”？

载入《金史》的，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仅两个。一个是泗州场，从上面引文看，岁获增长很快，发展比较稳定，说明各方面配套较好。同时应是宋金贸易的最大榷场，才有资格作为代表载入史料。瓷器贸易，量大易碎，自古依赖舟船运输，泗州榷场的博易量最大，恐其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场有关。已知的其他榷场或者不通水路，或者水运条件不如汴渠。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在金人统治之下，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尚青的汉人，依然对龙泉窑器格外垂青。汉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对金人、民族压迫的反抗，表现的往往比较含蓄。北方汉人使用南宋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的精美器皿，既实惠，又寄托一种对宋朝的怀念，对金朝的不屑。这种消极的抵抗，导致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南方输入北方的瓷器剧增。这种情形，在大运河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辨认上，可以得到印证。以上南方四窑的瓷片出土量，均为大宗。另外，金代的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作品在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中亦有出土，但量不及南方四窑，估计金朝输往海外的瓷器，亦承宋制，从泗州转口。运往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出口。

另一个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的代表，是秦州场。而秦州（今天水市），是金对西夏和吐蕃的贸易榷场，也应是西北最大的榷场代表。

南方各地的货物收购后，通过江南运河与邗沟，入淮河输往泗州场。交易后，通过通济渠、黄河、永济渠向北，渗入金的属地范围。而另一途径是：通过通济渠，经黄河、入渭水，遡往秦州场，转口西夏、吐蕃诸部，将西夏、吐蕃诸部的物资，再转口泗州场，输往南宋。(见附图五)

秦州（今甘肃天水）居于渭水上游，下游经西安，入漕渠与黄河相接，即进入隋唐大运河。秦州，历来是唐、宋王朝与吐蕃、西夏最大的贸易榷场，因为唐宋王朝加强军备的好马，产于吐蕃、西夏，秦州历来是军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注十二鬻是卖的意思。宋金对峙之后，金地，隔绝了南宋与西北的马匹贸易，必须经金国转口贸易，南宋史料记载中，有关榷场贸易“输入的货物，主要是应选军器之物及犬马等”。注十三，柳孜与宿州运河考古发掘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马骨所占比例，还应请有关专家鉴定分类。              

《金史》所载的当朝最大的两个榷场，一个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东端口，一个在隋唐大运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见附图三）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自然条件使然，是任何社会现象，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规。说明，同是中国先祖的女贞人，也有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聪明才智。金朝利用隋唐大运河，建立了自己的外贸运输、与转口贸易运输的水运系统，同样也值得我们赞颂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