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李正郑重其事地在瓶子上署上他的大名及制造年月，还表明了他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与掩抑不住的自豪感。这一类联想可以折射出千年前先民的某些生活情态，咂摸一下，不是颇有一番滋味么？
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由河南进入安徽，终于在泗县境内的公路边见到残存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段，有堤坝，有水面，有桥梁，有树木，真真实实的运河。大家非常高兴，赶忙下车，近观远眺，兴奋地谈论并纷纷拍照。这段运河约有25公里，河面宽30～50米，夏季水深可达5米，虽不再通航，但仍可蓄洪和灌溉，还在为周围的百姓造福。
眼前这段运河静静地躺卧了1400余年，见证了多少盛衰兴亡？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因此有一种诗歌最发达———怀古诗，其中颇为著名的李商隐的《隋宫》便是咏叹隋炀帝和大运河的：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是对隋炀帝奢糜享乐导致亡国杀身历史的讥讽和慨叹：远在长安的隋宫———紫泉宫被一片烟霞笼罩显得荒凉和寂寞，因为皇帝已离开这里跑到扬州（芜城）去奢侈淫乐，并准备把国都也迁到那里。如果不是天命改变，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转到具有“日角龙庭”长相的李渊手里（即改朝换代），仍做皇帝的杨广那挂着锦帆的龙船说不定会游到海角天涯去。由于隋炀帝命人抓来萤火虫夜里放飞取乐，以至于由腐草变成的萤火都已绝种；如今日暮时隋代大运河堤坝上只有乌鸦盘旋鸹噪，仿佛在凭吊隋朝的灭亡。假如隋炀帝死后在地下见到他年轻时就认识的奢糜亡国的陈后主，大概不好意思再问关于“玉树后庭花”之类享乐的旧事了，因为他自己也步了陈后主的后。李商隐是在向唐代统治者讲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反面教员就在眼前，十分方便。
隋炀帝征高丽，修长城，挥霍无度，荒淫误国，引起农民大起义，导致自身灭亡，留下了艳主、暴君的千载恶名。然而这就是隋炀帝的全部吗？当年哲学家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说过：许多历史人物都是“功半罪半”的，这话也适用于隋炀帝。他诗作得很漂亮，是个像模像样的诗人，显示了他的文才；年轻时率大军平定南陈，为中国的统一立过功勋，显示了他的武略；尤其是开凿南北大运河，煌煌大业，泽被百代，岂可不论！在这里用得上《论语》里的一句话：“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
隋朝结束了自汉末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为大运河的开凿准备了政治和经济条件。隋炀帝是出于治国的需要，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需要开凿大运河的，仅仅将其理解为以游江都、赏琼花为目的，那就未免将微积分当加减法算了。大运河的建成自然饱含设计人员的高超智慧和劳动大众的血汗乃至生命代价，但和最高当权者隋炀帝本人的宏阔眼光以及敢于干大事业的雄心、气魄同样是分不开的。
大运河是隋、唐、宋三个重要朝代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粮、绸、茶、梨、枣……等等货物南输北运，由此诞生了以扬州、杭州为代表的一系列繁华的大都会，形成从南至北的文化长廊，造就了唐宋两代的文化辉煌，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中略窥其一斑。在淮北市柳孜集，我们刚刚看过的新近发掘出来的宋代石筑码头也是生动的证明。码头东西长14.3米，南北宽9米，北壁临水陡直，存高5.5米，经古建专家认定是当年大运河岸边一座繁忙的货运码头。码头下面还发掘出古代沉船和大量陶器、瓷器、铁器、铜钱等文化遗物。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件一尺多高的盛酒的瓷瓶，一面写着一个大“酒”字，另一面写着：“鸟有千年鸟，人有百岁人”，落款是“大观三年 李正造”。大观是北宋徽宗的年号，大观三年是公元1109年，距今恰好是898年。我在这个酒瓶前驻足和我自己也喜欢抿上两口自然有点关联，但更因为这个瓷瓶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并非完全无用的信息：酒瓶带广告，说明百姓经常能喝上点酒，生活还不错；期望通过喝酒延年益寿，洋溢着平头百姓热爱生活的情趣；制瓷工人会写字，说明文化达到某种程度的普及；总共18个字中，“酒”、“岁”、“观”三字皆有丢笔和误笔，和手工工人的身份也恰好相符。这个李正郑重其事地在瓶子上署上他的大名及制造年月，还表明了他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与掩抑不住的自豪感。这一类联想可以折射出千年前先民的某些生活情态，咂摸一下，不是颇有一番滋味么？
隋唐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500多年的重要作用，直到元代东部裁弯取直的新运河修成，西部的通济渠才渐渐失去效用。然而大运河的辉煌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中。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至今被人传诵：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教多。
万里长城和南北大运河同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但就造福人民这点来说，还是有所不同的。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面侵上究竟起过多大作用？其实是很难说的，而现在就只剩下了供人观赏的历史价值；而大运河几乎就是两岸百姓的生命线，惠及前代，当代与后代，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做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对此没有人会有异议。所以皮日休说隋炀如果没有水殿龙舟一类奢糜故事，其历史功勋当不在大禹王之下。皮日休为大运河作了历史定论。
世界上许多运河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的开凿，都是载进史册的意义重大的事件，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早于上述两运河一千多年，意义重大可想而知。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了千年以上，实实在在地印证着中国古代的文明，如果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刘景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文史教研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