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孜古运河遗址中除出土了唐代沉船与大量瓷器外，尚发现一座石砌的构筑物建筑，当地群众称其为“码头”。经发掘该构筑物顶部平面已严重破坏，呈高低不平的凹坑状，故其与自然地面相对标高已不清晰。构筑物四周界限分明，座南北向，东西长14.3米，南北顶宽9米，北侧为正立面，存高5.05米。砌体沿河道轴走向而建，方向36度，经考察初步认定是一座古代货运码头。
    由河床地层判定，该构筑物是建在原河道南岸，断面呈上宽下缩的梯形立方体。发掘证明，砌筑时先沿河堤坡面挖一个向水面延伸略大于砌体的地槽，斜度与堤坡相同。砌体建成后，将槽壁与砌体间空隙填土夯实。夯层0.25～0.27米（每步），夯窝径5厘米，深1～4厘米不等。在砌体南侧中端，发现一段长8米的一条向南北两端延伸的夯土斜沟，沟上口宽1.5米，底宽1.0米，坡为15度。按此推测，由地表至砌体底部，原长约20米左右。此夯土沟应与构筑物的建造有关，但是施工时滑运石料的通道还是加固地基所用，尚难界定。
    构筑物砌体中石料均系石灰石，但大小，厚薄不一，形状各异，其中还杂有一定数量的汉代画像石，由此可见该工程所用石料，并非专门采制。砌筑手法为“碎里整边”式（填心），并石筍犬牙（支山、错缝），顺顶相交，再以粘土填实。该砌体实是一堵重力式挡土墙，北侧立面（迎水面）存高5.05米，厚1.5米左右，石灰浆铺筑方脚形基础高0.7米，下用碎石、黏土夯筑4～6步，深自75厘米至110厘米不等。砌体西端上部构筑方法与正立面相同，下部采用向内收缩砌法，高145厘米，向内分三次缩进55厘米。（东端未解剖）墙体高度随堤坡而变。目前残墙存高2米左右，基础筑法仍和正立面同。在砌体西侧地层中出土有唐代瓷器、沉船、“开元通宝”铜钱等，并发现该构筑物地基叠压在唐代文化层之上。此层中有大量废弃的木桩，多数在构筑物地基外侧。同时出土四方讹角形石望柱一根，柱脚留有铁铸基础，柱头做圆式莲花状，柱身一侧寻仗位有卯眼。由此可知现存的码头，是在唐以后所建。柳孜是隋唐宋时期大运河岸边的重镇，当地俗称柳江口，这次发现的石砌构筑物是否就是柳江口码头?还是桥墩?据现有发掘材料看，难以判定。下面仅从建筑角度作些剖析：
    该构筑物在构造特征上，前文提及它属于重力式挡土墙结构，并且采用被动式土压力法。此种结构用于临水处，其构思的合理性，在今天的建筑活动中仍是常法。砌筑技法，选用支山，错缝、卧砌石料等，均是北宋前期砖石建筑所不及。不用桩基，代以夯土地基承重，又超越出宋营造法式的水准。但砌筑用浆，碎里整边筑法仍沿旧制。综上分析，将其断定为宋代建筑遗构，较是可信。
    唐宋之时，柳孜已成为军事重镇，时有征战之灾，毁掉某些建筑应是情理。虽难以勾沉原委，但从该构筑物营造时选石杂乱，结构技法大胆等特点看，似乎有军工之作的斑迹。
    古运河在柳孜处，河面宽达40米左右，地面上仍有痕迹可寻。建造此类跨度的石拱桥，古无可能。而采用多跨技术古已有之。然而由目前所见到的砌体看，当不是石桥之墩。其一，体量之大，未见古例，且无拱趾砌筑痕迹。其二，发掘中不见一件拱体石、压栏、栏杆等石桥中必用之构件。此类构筑物型体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桥墩似有相像之状，这便引来一些揣测。笔者以为这种可能实不成立。虹桥型制不见实物，由张择端画中所见，当是木拱结构，木拱在宋代古塔结构确有使用，例浙江温州飞雄塔，就用木拱制作塔顶。但此拱属木制作斜拱，，其受力特征与虹桥中木制拱体非然。后者拱体实是一种无下弦的桁架，这就需要解决拱体中，木梁之间的节点强度与刚度问题，按古代技术难以做到。宋营造法式中有专谈石拱桥营造之法，而不涉及木制虹桥结构，由此可推定虹桥结构并不成功，它可能是种临时性的水面工程。柳江口如古有虹桥，应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工程，必然要施工精良选料考究，而这与现存遗物不合，同时在遗址清理中未见木构件遗物的大量遗存。  
    柳孜的运河文化丰厚灿烂，后人在劳作中常能见瓷、船等文物。关于码头的石砌体，据说遗址北侧亦见到多处。但由于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还不能揭示其全部内涵。建议能继续进行发掘，以构寻觅沉出更多的历史信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