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八九鹅黄柳,千丝万缕摇曳愁;
    絮儿飘零年复年,直与汴渠死相守。
    料峭严冬,稚嫩柳丝,虽弱不禁风,却又迎风倾诉;柳絮随风散尽,却又年复一年。它像哀怨的冤妇,像质朴的农民,执著地诉说着汴渠的如烟往事。厮守了一千四百年的隋堤柳,终于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与柳江口码头的考古发掘,共同见证了汴河南线的存在,澄清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
    其实,早在柳江口码头考古发掘之前,大量的证据就早已破土而出,只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遗存太过丰饶,使得熟视无睹的人们,没能及时破译它所携带的信息流。
    她,就是“大运河瓷”。“大运河瓷”一定是产于大运河。运河是沟通水运的人工水道。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刊沟、江南河、永济渠,宋代始称运河。
    中国的古运河很多,称之为“大运河”者,乃是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国之运脉。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及灵渠、漕渠、鸿沟、刊沟等隋以前的运河水道,应该说,这些水道多为中国分裂时期的产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们是区域性的、封闭的水运系统,是阶段性的探索成果。
    没有大一统的江山为舞台,怎能打造出顶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时势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统一中国后,才有足够大的疆域筑起万里长城。后经两汉而三分天下,历魏、晋、南北朝,隋再统一中国,才又有了足够大的疆域,开凿“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两位统一江山的疆土开拓者,一个用确保北方安全的长城,成全了汉朝的文治武功;一个用四通八达的大运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统一下的中国,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的运河之最、世界的运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类的奇迹。
    大运河始凿于隋,由隋朝都城西安为起点,呈“扇形”东南、东北展开,沟通了海河到钱塘江的五大水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元明清时,由于政治中心北移,为了满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费,因漕运需要,在原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经不断改线、改造,收缩为以北京为起点、杭州为终点的,南北“线形”格局。
    在运河史上,隋唐大运河才能首先冠之以“大”,它是运河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以足够的“大”,撑起人类的奇迹,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相比,“小”了九百公里。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意义重大”上,在汉语词典中,重要也是一种“大”。隋唐大运河的意义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时期,便只顾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粮”。
    漕运,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功能,运粮看上去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实际上却是政治行为,因为古代的漕粮,就是中央的财政调拨,是实际可用于分配的财力体现。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粮便成了稳定大局的先决,成了维系封建统治的悬丝。由是,自隋到民国津浦铁路竣工前,大运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赖以存续的漕运水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唯此为“大”。
    打开中国的三维地图可见,西北高、东南低,故我国河流多为东西向,而极少南北向,在水运占主导地位的古代,通过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如此之大的水运网络,这在那时的世界上,是无人敢望项背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智慧,也是大运河能够成为世界遗产的根本所在。
    从地形和海拔标高上分析,隋代选择以洛阳为转折点,向东南、东北成扇形展开,来开凿通达杭州和北京的运河,是最为科学、合理的。第一,利用黄河水源为主水源,流量可行;第二,利用自然落差调控高度,流速可行;第三,施工难度小,投资少,以人力开凿为主,技术可行;第四,扇形展开,沟通五大水系及其支流,形成的水运网络,比线形连结科学有效,交通覆盖范围合理;第五,东南漕粮,赈济西北(即现代的南粮北调),非独供京都,分配合理;第六,沟通“丝绸之路”,对外开放,功能多样;第七,大运河构成的大网络、大格局,对国家经济来说,是促进大流通、大规模、大发展,贡献巨大。
    而从北京至杭州的直线形收缩,从系统网络上讲,不科学、效益低。从技术上讲,地貌北高南低,水量是北少南多,自然落差与水流量成反向,无法形成自然径流,故只能在技术可行后,通过筑坝建闸,蓄水坛流,越岭穿山,勉强通航。京杭运河史表明,从元至明,长达数百年,修筑无数次,截流引水,几易路线,依然航道艰涩,难以为继,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基本改造成功。当然它同样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但是,为什么元代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劳民伤财,勉为其难呢?究其原因,还是国运衰败、国力孱弱,封建帝国雄风不再,仅能苟延残喘所致。
    回顾历史知道,隋唐统一后,盛世帝国、万邦来朝,库府充盈,开掘大运河,主要是为了通过通边达海、以对外交流,遣兵应急、以强化统治,流转百货、以顺畅贸易。当初,南粮北调的漕运功能并不强,盛唐时,年漕粮仅20万石,除供朝廷外,还沿永济渠北上,赈济北方灾民;安史之乱后,至唐末藩镇割据,北方受长期战乱影响,民不聊生,严重缺粮,隋唐大运河的漕粮功能才逐步加强,历史记载,唐晚期为年漕粮230万石。
    宋王朝统治三百多年,积贫积弱,先后被辽、金、西夏、元骚扰掠夺,边事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甚至向辽、金纳“岁币”。宋朝多代无能皇帝,为延续统治、笼络人心,大肆封官行赏,造成滥职冗员,赏赐无度,国用日巨,不得不加强对东南富庶之乡的掠夺,至北宋大中祥符时,年漕粮已坛至700万石,至此,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已发挥到极致。正是:“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京杭大运河的改道,更是仅顾及漕运一事,以应稳定统治之急需了事。
    其实,如按合理布局,京杭之漕运,走海运线最为经济,可省去京杭大运河穿凿山岭、筑坝建闸、蓄水引流之巨大投资,无奈兵弱船小,海运安全不保,只得缩回内陆,最终导致耗资巨万,几乎与沿海平行,再凿会通河,以赴漕运之急。
    如果,客观地、历史地比较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变迁,评价南北大运河与东西大运河的作用、贡献,我不得不说,它的作用,是从促进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逐步走上了维持统治、苟延残喘的末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东西大运河的扇形结构,优于南北大运河的线形结构。
    由于黄河泛滥,淤淀的黄沙,将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瞬间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被自然灾害,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并完好地将大量信息保存下来,这条遁入地下的大运河,用大量的文物记载了运河昨天的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下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记录下大运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的历史。
    这条地下大运河,在现代田野考古的发掘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了断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终结了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这次成功的考古发掘,就是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安徽省淮北市柳孜码头考古发掘”。
    现在的柳孜村,就是当年大运河边的柳江口镇,发掘出土的石码头、八条唐代沉船,以及大量的陶瓷器及瓷片,第一次以严谨的田野考古成果,证实了隋唐大运河的走向,及当时舳舻相继、纲运繁沓的,大运河水运状况。尤其是堆积如山的“大运河瓷”片,作为不朽的信息载体,揭示了隋唐宋元时代,大量的信息流。
    “大运河瓷”,勾画出了隋唐大运河,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从长期出土的“大运河瓷”中,可以辩认出:北有辽瓷,南有厦门同安窑瓷,西有西夏瓷,至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内的唐宋各大名窑,更是应有尽有。
    “大运河瓷”,折射出了隋唐大运河当年,神通广大的国之运脉功用。如果说,柳江口码头的发掘,仅仅是了断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的话,那么“大运河瓷”的研究,远比解决历史悬案重要的多、有价值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瓷”的发掘,才是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真正核心所在。
    地下大运河,以瓷片为主要载体,记载了大运河前七百年的历史;地上大运河,用现貌反映了大运河后七百年的历史,“大运河瓷”记载的信息流,可担纲佐证大运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王红五 王建设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