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鸡身体前倾，双目圆突，长喙，低冠，短尾略上翘，似要啄食，双足直立。除足部外满施黄绿釉，釉面有小开片。泥质红陶。

在自然界众多的动物中，不起眼的鸡却在我国十二生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足以说明鸡在我国古人心中占有的位置。“鸡鸣将旦，为人起居”。在计时用具尚不完善的古代，人们更习惯于雄鸡报晓，来作为一天开始的标志，据《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鸣。”

早在黄帝轩辕时代，已有“教民囿养鸟兽”饲养“六畜”的记载，六畜即马、牛、羊、鸡、豕、犬。黄帝以后的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600﹣前2100)，已经进入氏族公社的中后期，农牧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部落已设官管理养禽业。当时已有“益为虞、掌驱禽”（邱祥聘主编：《家禽学》），“益”为伯益，虞舜的臣子，为虞舜管理家禽。“掌驱禽”则为驱禽放牧之意。因为“六畜”中包括鸡，业已家养，当然也就需要有人伺养鸡之职。

关于养鸡的记载也多见于史书。《周礼·春官》已经有鸡人官，“春官鸡人”，职责为“鸡人掌共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当时人们的食肉来源主要是羊、鸡、犬等。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养殖业十分普遍，且又很繁盛，出现大的养鸡场。尤其在长江下游的吴、越二国甚为兴旺发达。出现过“鸡陂”，“娄门上鸡陂墟，故吴王所畜鸡，使李保养之，去年二十里，……鸡山在锡山南，去年五十里”（《越绝书·记吴地传》及《太平御览》卷九一八引《越绝书》）。这是越王勾践伐吴奖励士兵的养鸡地，也是史料首次记载中国最早的大型养鸡场。《孟子·梁惠王上》记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同时还有家五母鸡，二头猪，可以致富。在二十四节气中有“大寒之日鸡始乳”（《逸周书·时训解五十二》）。

在汉代，中国的养鸡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昌盛时期，鸡是汉代六畜明器中出现频率最多者之一。养鸡技术和管理上的成熟，在世界上已经很先进了。不仅是乡村，城市里也养鸡鸭。《西京杂记》中记载：“高帝既作新丰衢巷……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刘向《列仙传》：“祝鸡翁，居尸乡北山，养鸡百余年，鸡千余，皆有名字，暮栖树上，昼放之，呼即别种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万钱。”可见是一个养鸡专业户。

汉墓随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有意义的，一两只猪，三两只鸡，再加一条狗，基本上可以概括出当时家畜产的理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人的生活水准。

（王玲玲撰稿，胡均摄影）

参考文献：《汉代陶器与古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