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相城”得名源流考

        淮北“相城”命名之真正源流是什么？史前“相城”是否存在？至今仍是一个谜。原因是有关淮北史前历史的文献记载屈指可数，有关史前“相城”的考古资料很少。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宿州符离县条云：“故相城在县西北九十里，盖相土旧都也。”《太平寰宇记》卷十七宿州虹县条云：“故相城，盖即相土所居。”据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重修相山庙碑记》云：“按庙之前代石刻谓相之古城帝颛顼所建”。从文献记载来看，史前“相城”在相土前已经存在，而非相土居此后所建。

        与史前“相城”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是颛顼帝与相土。一般认为颛顼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期，即距今5500年左右，而淮北地区这时期基本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期，且大汶口文化遗址较多。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等又利用天文学方法确定颛顼帝的历史年代为距今48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春秋命历序》中有“颛顼传二十世”。综合考证，颛顼帝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间，这个时期淮北地区处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土为帝尧之侄孙，生活在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他作为商汤十一世祖，本为“子”姓，初封于相，居于相地，故以地名为氏，犹如黄帝本姓公孙，有天下后居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出现了较多城址，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对史前城址的考察是研究中原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对史前“相城”的考察也是研究淮北地区史前文明的契机。

一、“相”之造字与“相山”、“相城”之得名

         要弄清“相城” 得名之源流，我们不妨首先从“相”字的构字形体及其本义来谈，“相”字甲骨文作“ ”、“ ”、“ ”、“ ”、“ ”。这五种写法均有“目”形，有目则可视，“目”在木上表示向上看，在木侧可以理解为以“目”视木上之刻度（如现在的测量觇标）。木表示架起的高台，“目”表示观测仪器上的刻度，“相”之本意就是站在高台上观测，可推之“相”之造字与古代观测天文有关，后来引申为“扶帮、辅佐、勘察”等则是“相”本义的延伸。《周礼》载有官名“冯相氏”，《周礼》其源皆自上古，从夏商承袭发展而来，体现了社会管理者对各行各业、各部各司的精细分工。考之《周礼·春官宗伯》“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冯”通“凭”,乘也，登而凭之。“相”，视也，察也。【疏】冯相，释曰：“在此者以其与太史同主天文，故其职云掌岁月星辰之位。云世登高台以视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则以官名氏，故云也。”由上文可知“冯相氏”是世登高台以视天文次序之主管，“相”之造字本意与天文观测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天文历法的指导，几千年来，中国的天文历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黄帝时期天文历法已趋完善，据《史记》记载，黄帝“获宝鼎，迎日推荚”， “荚”同“策”，意思就是黄帝时观测太阳的运行并用神策推算历法，预知节气。又《正义》：“黄帝受神荚，命大挠造甲子（即天干地支），容成造历（即黄帝历）是也。”据这些文献记载可知，黄帝时期对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已观测计算得较准确，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

        按《史记•五帝记》云，“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所谓“载时以象天”讲的就是颛顼帝按时观测天文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又《史记•历书》“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复侵渎。”这里透露出九黎乱政，扰乱了天文历法，给天下造成了混乱，危害了农业生产，故颛顼登位后理而平之，通过命南正重司天管理天文工作，恢复了正确的天文历法。命火正黎管理土地，教化万民，恢复了正常秩序。据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重修相山庙碑记》云：“按庙之前代石刻谓相之古城帝颛顼所建”。古碑所载颛顼帝筑相城是有道理的，这是颛顼帝平九黎之乱后重视天文观测，加强管理的具体体现。从“相”之造字及颛顼帝平九黎之乱以使神民不杂的史实两方面考证，颛顼帝筑相城不是空穴来风，在此筑城正是为了“相”天以指导农业生产，而“相山”也应得名于其为“相”天之山。

二、天文考古角度佐证“相山”、“相城”之得名

        上文中所说颛顼帝筑相城是为了观测天文以指导农业生产，“相山”也正应得名于其为“相”天之山。那么颛顼帝时为什么要在相山上观测天文？淮北地区在古代天文观测中到底处于什么地理区位呢？

         司马迁在《史记》之末附有《列国分野表》，而淮北地区天文分野属东宫苍龙房、心二星。二十八宿把周天按东西南北分成四份，而把东方七星，即：角、亢、氐、房、心、尾、箕连成线，像龙形，因此称为“东宫苍龙”。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天蝎座α星）又称大火星。包括大火在内的角七宿被视为时间开始的时候和方位的标记，并赋予它们以龙的形象，已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见庞朴：《火历钩沉》（《中国文化》创刊号，1990年））大火星（心星）是先秦的文献中记录得最多的一颗星，《夏小正》和《尚书•尧典》中都有：“五月初昏大火中”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教授也认为史前曾有以火记时的火历，这已为学术界所认可。纵观天文分野，相山地处于房、心分野，海拔较高，周围亦为空旷的平原，为观测大火星的较佳观测点。

        颛顼帝时的火正（北正）黎是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官员。其实负责观测和祭祀大火星的“火正”在颛顼帝之前就已经出现，这在考古学上也是有证据的。大汶口文化阶段，在淮北地区蒙城尉迟寺遗址中就曾发现“ ”或“ ”陶文，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遗址和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发现这样的陶文。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研究员在其《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一文中认为，在“ ”、“ ”、“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 ” 、“ ”符号可以理解为月亮与大火星的组合，因为只有在夜晚大火星和月亮才能同时出现，上部的“○”并非是太阳的象征，可以释为“大火星”，而大火星在天区所处位置的确高于月亮。下部“ ”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山上燃起熊熊火焰观测月亮和大火星。其整体组合意为辰星即大火星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这时候正是春分之时，也是春耕、春种之时，是指导农业生产最关键之时。此原始符号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月亮、大火星的观察、祭祀以及对光明的追求。以火纪时（火历）为史前指导农业生产的辅助性历法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大火星的出现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而受到人们崇拜。

        当古代天文学初兴起之时，黄淮海农业兴盛发达之际，相山周围史前聚落众多，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经考古发掘的有：宿州小山口、古台寺、濉溪石山孜、怀远双古堆遗址等；大汶口文化阶段遗址经考古发掘的有：亳州后铁营、富庄、宿州芦城子、萧县金寨、灵璧玉石山、固镇苇塘、孟城、怀远宝孤堆、蒙城尉迟寺遗址等，还发现垓下大汶口晚期城址，未经发掘的大型遗址还有华家湖遗址、濉溪安郎寺遗址、尖谷堆遗址等；龙山文化阶段遗址经考古发掘的主要有：安徽宿县小山口、芦城子、萧县花家寺、灵璧玉石山、蒙城尉迟寺遗址。1989年～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调查发现了淮北地区以龙山文化堆积为主的遗址有23处，包括颍上县铜台子、阜南县清凉寺、涡阳县将堌堆、利辛县禅阳寺、亳州市大寺、濉溪县古城子、平谷堆等遗址，并且一般面积较大，多在数万平方米以上，延续时间较长，多有商周及汉代遗物与之同出。龙山文化阶段，淮河流域史前城址也大量出现。上游河南境内出现了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古城寨城址，平顶山蒲城店城址，沿颍水继续南下则有龙山晚期的偃城郝家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城址。

        2007年～2009年，在蚌埠市固镇的垓下遗址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为皖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大汶口文化阶段城址，说明这一时期已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这在皖北的发现，也说明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皖北地区已具备建城的条件。淮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阶段也出现了许多城址，说明当时社会已经有了统治人民的工具。如果据文献所载“相城”为颛顼帝所建，那么建城原因是什么呢？从上文分析来看，史前淮北相山周围地区农业文明特别发达，而观测天文历法在史前指导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形成体系，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统治者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对天文历法相当重视，天文机构一直掌握在统治者手里”。（见潘鼐主编《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史》）以火纪时（火历）是史前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历法，淮北地区天文分野属东宫苍龙房、心二星，相山为观测大火星的较佳场地，所以淮北地区应该有一个观测天文以指导农业生产的中心。综合分析，颛顼帝建相城的真正原因应是“相”天以指导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同时也是统治者加强管理的体现。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已初具规模，而“相城”当时规模可能较小，城墙也是用土堆成，虽然简单，但其意义重大，它预示着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随后因农业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也说明了这一点。“相城”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从“相山”、“相城”的命名来看，相山正是史前指导农业生产观测大火星的“相”天之山，“相城”正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指导这一地区农业生产所筑的一座较简单的城，应是观测天文和指导农业生产的领导集团所在地之一。

三、相山上疑为天文观测之遗迹现象

        理论上的“相山”为“相天”之山，“相城”亦颛顼帝重视天文观测，为加强管理和指导农业生产而建，那么考古上我们又能找到哪些蛛丝马迹呢？冯时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认为天文考古学是通过一种有效的天文学研究手段解决历史问题，它以古代有关天文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而这些遗迹和遗物单纯从考古学上也很难解释清楚，这需要我们把天文学、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考虑。

         天文台一般建在比周围地面高些的台地上，有的在自然的山顶，也有的是人工造的小型高台，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最早的天文台约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通过考古找到的早期天文台遗址也极少。相传夏代已有观测天象的专门场所——清台，有明确记载的却是西周的灵台。早期天文台有两大功能：其一是祭天，其二是观测天象，而且二者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见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

        那么，经历近5000年风雨后，目前相山上的天文台还存在否？有哪些可疑为天文观测之遗迹呢。经过实地考古调查，浅谈以下几点：

        首先，要为真正的相山主峰正名。今日所谓的寨山正是古之相山主峰（图一），古之相山主峰之所以今称寨山，是由于此山在历史上战乱时期成为一山寨，山上筑有寨墙等军事防御工事，后来人们便称其为寨山，而忽略了其早期天文观测之功用。站在今之寨山山头东西南北视野都很开阔，有几处小平台很可能就是史前天文观测点。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张震将军也曾登临此山远眺观战。寨山周围没有其他山头所挡，这有利于观测日月星辰之运行，所以真正的相山主峰应是今之寨山。在相山主峰西凤凰山上发现两似日晷状石盘，其一已残，石质较差，为混合岩体，中部凸出，不适合做磨盘，可能为古代观测太阳的仪器——日晷。其厚约40cm不等，中间有一圆孔，直径约1.5米，中心圆孔直径19cm,孔深20cm。（图二）在其不远处又发现一完整似日晷状石盘（图三）。这都可能与古代相山上天文观测活动有关。

        其次，在相山主峰一大平台上还存有厚30厘米不等的文化层，在山顶经受几千年风吹雨淋还存有这么厚的文化层实在不易，土中包含有大量陶片（图四），有绳纹、弦纹等，时代特征并不明显。在山顶文化层中还捡到有柱状鼎足（残）、小鼎足、器耳等（图五），其中柱状鼎足为灰陶，残长4.7cm,宽2 7cm，时代较早。另外，在相城的文化层中，考古人员曾捡到过鬲足。在共姬墓夯土中，也发现过泥质红陶鬲（鬹）足（残）（图六）、石质刮削器等早期遗存。这些至少可以说明今相山附近应存在史前至商周文化层，是否有史前城墙的夯土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最后要说的是在相山主峰正北约150米远的山脊上发现一大型祭祀坑（图七）。洞口直径约2米，深约10米，呈竖井状。为什么要说它是祭祀坑？可以从一下两个方面认识：

        一方面，此洞大体比较规则，应为人之行为。远古有司空氏，相传帝少昊设立“司空”一职，专管天下水利土木工程建设，禹也曾为虞舜的司空，山洞是否为远古司空氏所凿已不得而知。坑底曾挖出大量兽骨、兽牙等，在洞口周围地表随处可捡（图八、图九）。从兽骨的大小来看，皆是一些较大动物的骨骼，如猪、狗、牛等，从骨骼的石化程度来看，石化程度很高，说明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奇怪的是在洞中土内尚未发现陶片、碳粒、灰烬或红烧土等，说明这些动物并非是被人食后把骨头扔入坑中的，可能并未食之，把动物整个投入坑中。在远古时代，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祭祀。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有学者考证中国早期天文台有两大功能：其一是祭祀，其二是观测天象，并且是互相联系的。相山天文台与祭祀坑正体现了这两大功能，祭祀坑南的相山天文台，可能也是在相山祭天的最佳场所，而祭祀坑位置处于相山主峰山脚下，周围地势平坦，应是古代祭祀留下的遗迹。《左传》襄公九年载有“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大火星即商星，是商的先祖主要研究的星，火正的职掌是以“火纪时”，即以每年的大火星的出现来纪年，“祀大火”，就是每年在大火星出现时举行隆重的祭祀。有学者考证相土将其聚落中心迁到商丘后，当时历法依旧实行的是“大火历”， 他是族长即最高酋长，也掌管着对大火星的祭祀，由于这是与一年农事的开始有关的祭祀，所以是当时最高的祭祀之一。因为相山是观测大火星之地，相地又是商族的发源地之一，所以相山是当时最重要的祭祀点之一。

        相山作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观测天文历法和祭祀大火星之地，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之地，自然充满了无限的崇拜。天文的发展促进了农业文明，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形成，“相城”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并在指导这一区域的农业生产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结  语

         相山周围为千里沃野，而独有此相山。明代扬州府儒学训导任文石《相山诗》有句“上应房心一气维，保傅芒砀襟带濉。”清乾隆朝太子少傅高晋亦说：“相山距淮北岱南，为中原之巨镇。”从上引资料看，古先人对相山的地理区位早有定论。如今从地形图上来看，泰山居北，相山居南，嵩山居西，北黄河、南淮河，东大海。登相山主峰而望，平畴千里，夜眺天幕，星垂四野。在嵩山以东，徐州以南，淮河以北，登高观天而望气者，相山为最佳场地。

        本文从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及天文考古角度浅析了淮北“相城”得名之源流。淮北相山处泰岱之阿，临涿鹿之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及商三祖经营之区，农业生产、天文历象之发端极早，而以“相”名山、名水、名城在全国亦较早，故笔者认为相山的命名，“相”的造字当自观天文始。淮北古“相”当为以“相”名地、名水、名官、名氏及生辞延意之祖,淮北相山当为中原地区重要天文观测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颛顼帝在山下建城并命名以“相”，可见相山作为古天文观测点历史之久远。春秋战国之时相城成为宋国共公之别都，秦时为泗水郡治，汉时为沛郡、沛国之治所，这灿烂文明之源头，正是从“相天”开始，与“房、心”分野和相山之地理区位，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执笔：解华顶、无心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