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8#探方所出一号灰坑中的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系元代作品。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性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笔者多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地层剖面，及发掘出的遗存。宿州市城区该两处考古现场，出土的大运河瓷，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也就是说，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时期，隋唐大运河在“衰败期”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 
　 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放水乃尽，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洛阳的梁公堰注水，即可复航。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泄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他们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刊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险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冀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金元时期的隋唐大运河，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宿州志》“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八次，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理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通济渠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规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汴渠在隋唐时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唐末，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金初，宋金拉锯战期间，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颍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的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黄河自内蒙古包头南下，到潼关折而东行，沿途群山挟持、无泛滥漫溢之虞，至洛阳以东地势平缓，黄水浅慢、决溢较多，到开封东再折而东北趋于渤海。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1335年封丘决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由于宋、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颍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所谓的“夺”，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黄河漫溢、决口后，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节制荥阳的梁公堰，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间，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账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通济渠通水、通航的时间界定后，“大运河瓷”的年代特征，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代的作品，可以认祖归宗了。“大运河瓷”始于605年，终于1325年，大约720年，“八朝荟萃”名副其实。时间界定后，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规律，为运河瓷的研究，截取了科学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