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大运河瓷”的总体特征

    “大运河瓷”出土于隋唐大运河的汴渠段，作为以数量大、时代长、窑口多、地域广为特点的、地下大运河出土的古陶瓷文物，我以为，任何一种古陶瓷的分类法，都不能正确涵盖这部分古陶瓷的类型。

因此，我不得不以“大运河瓷”来称谓她。“大运河瓷”，既有面世形式的含义----出土，而非出水、传世；又有时代的含义----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朝荟萃；又有产地窑系的含义----隋之“隋青”，唐之“南青北白”及三彩陶和长沙、鲁山、邛崃彩瓷，辽之“辽瓷”，宋之“五大名窑”、“六大窑系”，西夏之“西夏瓷”，及五代和元代的百窑纷呈；又有出土地域的含义----三省十八县，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又有主要研究对象的含义----大运河、高古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运河瓷”的定义，那就是：“隋唐大运河汴渠段，被黄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

    第一节、大运河瓷生成的水土环境

    她在黄泛弱碱性土壤的掩埋下，经过了680-----1400年的历练，她身处的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一是黄河泥沙带来的水环境和土环境，这种环境具有弱碱性；二是黄河水性带来的湮塞前的经常性的疏浚，“木岸狭河、激流冲沙”前，每年疏浚一次；之后，每二十年疏浚一次。三是影响大运河瓷品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对大运河实施的“木岸狭河，激流冲沙”的治河方略。宋代，将隋唐时期的“渠广四十步（唐旧制每步五尺，每尺約0.32米，合计为64米）”，缩为四十米左右;缩窄后，岸直流激，黄水不能淤淀，疏浚减少，对遗存的搅动减少；特别重要的是，原靠近两岸各約12米河床中的遗存，因被堤坝压覆，从此扰乱搅动停止；四是汴渠所经历的长达720年的发展、兴盛、衰败到最终湮塞，是一个漫长而又完整的自然过程。数度塞而复通造成的水土干、湿环境更替，使古陶瓷逐渐适应了掩埋后土壤的湿度、压力和板结；五是至宋，汴渠已成地上悬渠，湮塞后的680年间，淤淀在文化层之上的沙性土壤，缓慢脱水后，覆土重量会渐渐减轻，压力会减小，利于古陶瓷保存完整、完好的品相。

    第二节、大运河瓷的总体特征：

    隋唐大运河720年交通大动脉的功能，和以上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大运河瓷”具有“全、多、新、亮、精”的特征。但在同一水土环境中，又由于航道改造、疏浚的影响，同时存在三种等级的品相：一是“木岸狭河”后，仍处在河床中流航道（约40米）部分出土的古陶瓷，其边楞、釉面磨损较重，留有划痕（这是经常性的疏浚、翻动造成的）。二是宋代“木岸狭河”缩窄以后，废弃的古河床（两侧各约12米）部分出土的古陶瓷，（以隋、唐、五代时期，以及北宋、辽早期器物为主）由于被宋代堤坝压覆，不再翻动，它们的边楞、釉面磨损较轻，划痕较少，甚至无划痕；三是南宋（金）、元代时期的遗存，亦因隋唐大运河“漕运”终止，而疏浚极少，这一时期，即使疏浚，也会降低标准，航道会更窄、更浅，直至湮塞。因为疏浚少，搅动少，划痕也较轻、较少，也保留了部分品相较佳的器物。

    隋唐大运河的出现和消失，恰似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它同样存在生老病死，它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中所留下的文物遗存，都有不同的印记，因而，“大运河瓷”的器表观感悬殊较大。要了解“大运河瓷”，就要了解汴河史、漕运史，了解母体所赋予子体的遗传信息；切不可机械地拿一部分器物的外观、磨蚀程度、包浆品相，作为统一标准，衡量所有的“大运河瓷”的器表特征。也不要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大运河瓷中某一个朝代、某一个窑口的所有作品。

    由于大运河运量之巨、历时之久，加上黄水之烈、古船之陋，期限之严，又有天灾人祸、兵劫匪盗，朝廷掠夺东南富庶地之疯狂，造成了大量的事故，以致在河床之中形成了文化层叠压清晰、厚达四至五米的遗存堆积。这是一条广64米，厚5米，长达650千米，由八朝文物构成的历史遗产带，它用遗存记载了隋唐大运河的丰功伟绩。

    在这宝藏般的历史遗产带中，出土了大量的永不腐朽的古陶瓷。如何看待和理解大运河瓷“全、多、新、亮、精”的表面特征呢？

    第三节、大运河瓷“全”的特征

    一是由大运河合理的交通网络覆盖面所决定。即，它连接了五大水系，那么五大流域所覆盖的、所有通航的干、支流，及其可达窑口所生产的器皿，均有进入大运河运道，而成为“大运河瓷”的可能；这一地域范围，涵盖了我国历史上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全部地区；涵盖了隋至元八个朝代几乎所有古窑址的分布。

    二是由大运河的“公家漕运，私行商旅”的功能决定的。“公家漕运”包含了各创优窑口的贡品及出口外销瓷运输，“私行商旅”包含了早期的区域性小窑口的日用瓷器运输和后期唐三彩、“南青北白”、“六大窑系”大宗日用陶瓷器输往全国市场、世界市场的运输过程中的遗存。

    三是封建社会商品竞争中亦参杂着权力较量，所谓“官本位”已渗透到封建社会的一切角落。谁的官最大，谁说了算！瓷器的竞争也是这样。哪里官最大？京城。进京后成名、出名，才能获取高额利润，即使不在大运河通达的五大流域内，只要想出名，也要车载人挑地转入大运河，而进京竞争。

    四是处在深山荒漠、异国他乡的域外作品，也历尽千辛万苦供奉入京，以图得到世界制瓷中心的中国皇家的首肯，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如：五代时吴越、南唐等诸侯国的作品，宋时高丽、西夏、辽的作 品。

    五是船家、旅客使用的器皿在航运中失事或失落。

    六是隋唐大运河汴渠段通航的隋至元八个朝代，华夏大地正是世界的制瓷中心，外贸外销的陶瓷作品，支撑和扩大了中国的制瓷手工业；大运河瓷不仅是窑口全，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陶瓷作品的器形和纹饰，吸纳胡人的器形和纹饰，创烧出不同于本朝标准器、典型器的作品，而专门用于外销的作品，在“大运河瓷”中也屡有发现，更增添了大运河瓷器形和纹饰的“全”。

截止到目前，大运河遗址考古发掘和沿线民间征集的“大运河瓷”中，笔者所见的窑口比较全，难以尽述。概括地讲东北有内蒙赤峰、辽宁辽阳的“辽三彩”，东有韩国的“高丽瓷”，东南有福建同安的“珠光青瓷”，南有江西的赣州窑、吉州窑、湖南的长沙窑，西南有四川的“邛崃彩瓷”，西北有甘肃武威的“西夏瓷”，至于中原之地、燕赵大地、东南富庶之地林林总总的上百个窑口，由于窑址发掘资料欠缺，器物与窑口尚不能准确定位，但是同一种器物在胎质、釉质、釉色、纹饰、器型、工艺风格、窑具痕迹诸多方面的差异、区别，已体现了窑口的“全”、品种的“全”。如“大运河瓷”中，福建产于宋代的瓷器就发现有众多窑口的青白瓷、类似于珠光青瓷的青瓷，还有黑建瓷和莹白润泽的白瓷；仅建窑又发现有黑釉、红釉、金兔豪、银兔豪、描金、曜变、点白斑等各种装饰的作品，

这些五花八门的品种共同见证了“大运河瓷”的“全”。

   总之，出土遗存是精细兼备，内外齐全，新旧均有，不一而足。这里顺便提醒一下“大运河瓷”的藏家，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不同于当朝皇家的审美，甚至感到有些怪异，如唐代大运河中出土了大量的“军持”（梵语净瓶的音译），这在大运河瓷中不但不奇怪，而且很多，绝不能按一般规律予以“枪毙”，这便是大运河瓷因“全”而派生的特殊规律。

第四节、大运河瓷“多”的特征大运河瓷“多”的原因，除上段所说地域、功能所涵盖的特征决定外，还由通航时间长达八个朝代，720年之久所致。这720年间，中国乃至世界上的日用消费品、文玩、祭祀用品，由于受消费能力、工艺技术、材料研发能力的限制，只能在陶瓷器上达到平衡、衔接，且陶瓷器制品量大易碎，流通依赖于水运，大运河又是枢纽天下的运脉，连接东西方贸易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陶瓷之路”的走廊。

    这720年，我国的窑业灿烂辉煌，窑口不可胜数、产量不可胜计，不仅占据了国内数代人的用品、用具市场，而且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及东南亚、西亚、北非的沿海国家。西走东航、南来北往，仰此一渠水。它的地冲之要害，丝毫不逊于当今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若在航运年代之久远上，它们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唐史》和《宋史》中称隋唐大运河是“纲运繁沓，舳舻相继”，“纲运”是10—20条船的船队，“舳舻相继”是首尾相接，可见大运河当时之繁忙；根据柳孜遗址出土的唐代沉船测算的容量和“南海一号”、南韩“黑石礁号”沉船打捞的报道，唐宋时期每船可运瓷器几万件；通济渠（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黄河三年两头泛滥，事故频繁。这样一条古今中外无法比拟的黄金水道，它的遗存肯定是最“多”的。

    第五节、大运河瓷“新”的特征

    “新”则出自这些遗存，大多为运输过程中沉没的商品或贡器，绝大多数是未曾使用过的器皿。出窑未使用，完整而无损，故谓之“新”。

    明代学者沈德符在《敝帚斋剩语》中记述了古代陶瓷的打包装运技巧：“所载他物不论，即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予初怪其轻脆，陆行万里，既细叩（问）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多石的地面），不损破者，始以登车。”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古代对瓷器的包装之法。其虽为陆运记载，但陆运应比水运颠簸更甚，从事物产生发展的规律看，这种包装的方法应先肇始于水运，后推广于陆运。

    水运中的包装也是十分讲究的，碗盘之类的圆器，在打捆之后要在间隙中灌入掺有种子的细土，然后包裹打捆。这种包装，在遇水后，种子会发芽生根，填满所有的孔隙，结成一个整体。这种“绳遇水而紧，种遇水而涨”所产生的固缚力量，克服了瓷器因相互磕碰产生的破碎问题。瓷器在装船运输前，也要泼水固定，这样，它们才能在长达数月的运输过程中，毫发无损。那么，可以相信，这种包装在遇难沉没中，也应能抵御大运河的风浪冲击。难怪大运河中竟能出土完好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景德镇湖田窑透影花口碗。

    第六节、大运河瓷“亮”的特征

    “亮”是因为地下大运河的水土环境，优于废墟、墓葬和地下水较多的窖藏，釉表接触不到酸性粘土和其他腐蚀或污染的物质，从而不会凝结或附着钙质等；黄泛沙性土壤为弱碱性，地下水位较低，湿度适中；碱质随地下水下渗，腐蚀性远小于海水。

隋唐大运河所经历的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所出产的陶瓷，均是制瓷工艺技术发展已达到纯熟时期的制品，其釉质、火候、窑内气氛控制，均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这种弱碱性的水土环境，不可能破坏该时期陶瓷器皿的釉面光泽，它们的亮丽如新，使很多专家愕然，也令许多初接触者疑窦众生，这是在辨识大运河瓷时是必须要适应的。

当然，大运河瓷的釉面光亮，也是相对的，比起塔基地宫和部分较干燥的窖藏内出土的古陶瓷，她的釉面侵蚀还是要略显老道，她毕竟在弱碱性水土中埋藏了数百年，经过疏浚搅动，难免残留了一些划痕和边楞磨损。

    第七节、大运河瓷“精”的特征

    “精”之作品源于四部分：其一，是数朝代以来定都西安、洛阳、开封期间，大量南方窑口的贡品遗存。

    其二，是北方窑口赴出口港扬州、明州、泉州外销的产品遗存。

    其三，是南宋进贡金朝的 “岁贡”“岁币” 实物，如龙泉青瓷、龙泉仿官窑器，官、哥窑器的遗存。

    其四，是在赵宋皇室仓皇南渡期间，金寇追杀，丢弃辎重中的瓷器。以及赵构定都临安后，这位宋徽宗的儿子坐稳了金銮殿，重拾起了父辈的遗爱，《武林旧事》曾记载了：安民靖难功臣、太傅、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张俊，于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月，高宗赵构临幸清河郡王府第时，一次进奉给高宗帝汝窑器十六件。上有所好，下必迎合。整个封建社会官场上的黑暗，就在于阿谀逢迎之辈，只要媚上，能投其所好，便能官运亨通、逢凶化吉。既然高宗怀旧嗜古，那么，雇请亡命徒回旧都搜罗汝、均、官窑器以及北宋官窑器，贩往临安，虽冒死又何足惜？当然，金寇义匪拦截、黄水漫溢翻船，沿途丢损严重也是难免的。

    大运河的千年之躯，链接了广阔的区域、久远的年代。上自朝廷御用，下至百姓之需，人有千种、习有万好，方有所出、地有所产，万里疆域、系于一线，千年传承、八朝积淀，才得以铸成“大运河瓷”之“全、多、新、亮、精”的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