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先祖赵奢驯驭战马有方，被赵惠文王（赵国国君）赐爵号为“马服君”，子孙即以“马”为姓氏。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生逢西汉末代乱世，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青年时曾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及至壮年，兼有文才武略，崇尚忠孝节义；常作行侠仗义、济贫疏财之举。王莽篡汉时，马援正值20—37岁间的青春骚动期，为人所荐，曾被王莽任为“新成郡大尹”（太守）。王莽败死后，马援投奔占据西凉之地的隗嚣为绥德将军。此时，西汉气数将尽，群雄鹊起。隗嚣拥西凉自重，公孙述据蜀地称王。赤眉军挟“刘盆子”居长安称帝。光武帝刘秀也在洛阳建立了东汉朝廷。马援作为隗嚣的特使，曾冒死考察过蜀主公孙述与光武帝刘秀，同时，也为自己的前途寻求明主。

一、马援的坎坷中年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马援在考察了公孙述与刘秀之后，认定刘秀能成大器，将会得天下，便欲说服隗嚣投靠东汉政权。回西凉之后，秉性耿直的马援，因过份直言赞誉光武帝，而使隗嚣心生狐疑，未能促成两强联合的好事。马援投汉后，最终隗嚣与汉光武帝                                                                                                                                                                                                                                                                                                                                                                                                                                                                                                               兵戎相见。建武八年，马援在光武帝西征隗嚣的战役中，在刘秀踌躇畏缩时，以知己知彼和赤胆忠心，力主强势推进，鼓舞了汉军的士气，一战定胜负，迅速平定了西凉。建武十一年，官拜陇西大守。之后，又西破羌虏，平定交址。十七年拜为伏波将军。十八年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二十四年，时年已六十二岁的马援请命出征，深入武陵蛮夷之地，清剿五溪蛮。二十五年，马援在暑气蒸腾的五溪峡谷中困顿受阻，不幸身染疫疾，阖然长逝。践行了“夫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戍边卫疆之“愚忠”心愿。

马援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壮之年（20---42岁），恰值王莽摄政及称帝的十七年和群雄争霸的六年。二十三年间，马援凭道德做人、凭才能任事，自以为“心底无私天地宽”“天生我才必有用”，但由于跟人、跟线的问题，还是使他仕途崎岖、命运多舛。建武四年，马援初见光武帝时，世祖迎笑谓马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臱（mian 义：不见）。”马援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公孙）述陛戟（警戒）而后进（见）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光武帝笑曰“卿非刺客，故说客耳”。隗嚣与刘秀均是群雄逐霸的敌手，马援作为隗嚣的主要谋臣军师，被刘秀以“礼”相待，说明刘秀对他暗藏着极大的小心，有着“非常”的提防之意。而马援却不识时务地说出了“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大逆不道之言。马援给刘秀的第一印象即非“忠君之臣”，因而才有马援投汉之后，在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位”。在坐够冷板凳之后，“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谋了个支边屯田的差使，准备坐石观云、老死边野。时至四十九岁，西羌入寇，“来歙（监军名）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马援方被拜为陇西太守。荏苒一十四年，事业未竟身先逝。当马援用一腔热血昭示天下，用“马革裹尸”极尽愚忠时，他一世的秉正英名却因为无私和耿直而被污罔，被寄生在刘秀身边，靠献媚和谗言中伤而取悦皇上的近臣所诋毁。正可谓：“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

二、马援身后的风波

一切身后的风波，皆因生前所种。伏波将军欲建威武之名，难免要得罪意见相左的僚属，此次击武陵蛮夷，行至下隽（今沅陵县）有两条进击路线。马援与副将耿舒各执一端，经请示光武帝，“从马援策”。大军进至壶头山，因水流过激、暑热难当，瘟疫流行，被困溪涧之中。马援亦染上了瘟疫。此次南征军的两个副帅-----马武、耿舒，都是光武帝刘秀初创东汉，一齐打江山的部将。耿舒的胞兄耿弇更是东汉的开国元勋。马援执意出征击蛮，愿一死事国、甘心瞑目。但不想却挡了别人升迁的道，坏了自以为是者的好事。如今这般局面，正是马武、耿舒之流秋后算账的良机。耿舒便致书耿弇，“痛陈马援独断专行，不纳良策，致使贻误战机，进退两难、死伤惨重”。耿弇得书，转奏圣上，光武帝面对两个开国功勋的举报，不得不派员彻查。乃命舞阴公主婿、虎贲中郎将梁松代为监军，前往“诫勉谈话”。梁松本是个善于钻营的纨绔子弟。马援战功卓著、风光无限时，偶有疾患，梁松前往探视，马援自恃与梁松的父亲是好友，略有怠慢之意，未按皇亲国戚待之。梁松颇感尴尬，而心存不满。此次马援犯在他的手里，且梁松进至武陵时，马援已病卒，反正死无对证，遂与耿舒兄弟众口一词。至此，光武帝已入死套，原告是两位开国功臣，被告充其量也就是个有污点的“三开人物”。又经挚亲女婿为“钦差大臣”彻查坐死，远近亲疏、利害关系，足以让刘秀真假莫辩。马援成了峙才傲物、居功自大的一介武夫，给南征蛮夷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于是，“帝大怒，追收（马）援新息侯印绶”。

另一位马援的副将马武，亦是东汉的开国名将。此次与耿舒都只能成为马援的副将南征，心中不服，便伙同大司徒侯霸的儿子----于陵侯侯昱等，诬陷马援曾在征交址还京时，载回一车疑为“明珠文犀”的财货（实为预防瘴气的薏米）。又是一班亲贵的诬罔，可怜马革裹尸、甘心瞑目的马援，遇到了耿舒、耿弇的秋后算账，梁松、窦固的挟嫌报复，马武、侯昱的“闲言碎语”；“帝益怒”，马援死无葬身之地矣！

三、马援将魂归何处

亡故之人而被追收印绶，等于剥夺生前的一切官爵、荣誉，再升级就只有“曝尸、鞭尸”了。马援夫人蔺氏悲伤过度，恍惚不清，膝下四子三女均未成人，倏然遭此大难，如天塌地陷、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亦不敢贸然派人将马援尸骨运回京都洛阳。

而马援病故之初，有马武、耿舒、梁松之辈，兴风作浪、妖惑军前，马援的尸骨也只能停柩待罪。家丁家将不敢妄动，及至夺爵追绶之后，无人问津，才能操办后事，扶柩北归。

对马援的安葬之事，《后汉书·马援传》是这样记的：“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栆（草）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马援侄）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梁）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有关淮北市的“马援墓”，则见诸于郦道元的《水经注》：“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以为泗水郡，汉高祖帝四年（公元前203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鼎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也。睢（同濉）水东迳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恭（共）公之所都也”。

显见两书的记载是有矛盾的。但此两本书，一本是史书，应是治著严谨的；另一本是古代著名的地理专业巨著，当属“志”的范畴。作为地理学家，郦道元治学严谨，不仅注重典籍考证，更注重实地勘察调研。由于《水经注》在中国地理历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中外学者已在对它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郦学”，原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理希霍芬（1833—1905年）称郦道元是“世界地理学的先导”。一些外国学者称其为“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作为这样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是绝对不会出于猎奇，而录入一些天方夜谭的。具体分析比较还应看到：

1、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是叙史性的著作，它着重于记载马援的生平以及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死后蒙冤与勉强“平反”的过程。安葬，只是作为人生的句号来画圆的。“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范晔的记述只需为马援最终“勉强平反”负责，完全不会为墓在何处，负真假确认之责。

郦道元就不同了。他的《水经注》是地理方面的专业“志书”，他的“睢（同濉）水东迳石马亭，亭西有汉故伏波将军马援墓”是一个“地标”，确确凿凿地是要为地理的标志负责的，是要与他身后万世的名声休戚相关的。在马援的家世、身世、战事方面，以《后汉书》为准；在马援墓作为地望的记载上，应以《水经注》为准。《水经注》记载的可信，是为其一。

2、范晔早于郦道元七十年，当然《后汉书。马援传》的传世，要早于《水经注》。况且，郦道元在写作《水经注》时，参阅了1400多部典籍、资料。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所记“裁买城西数亩地，栆（草）葬而已。”郦道元应已阅知。没有依据和理由，他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毫无顾忌地捅这个“马蜂窝”。因为这与他历久不衰（1500年时间考验）的、地理学家的治学态度不符。他没有使用任何“传为。。。。。。”“据。。。。。。记”的语气；即使马援墓仅是个“衣冠冢”，他也应该交待清楚“为衣冠冢”，以与《后汉书》所记相照应。在马援葬后四百多年，郦道元仍然认定马援墓在相县，并且未提“衣冠冢”，而作为地望记入《水经注》，他毫不游移、言之凿凿地记载，绝不会是空穴来风，或瞎说一气。《水经注》记载的可信，是为其二。

3、《后汉书》成书的过程是较为复杂的。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公元398—445年），在被贬宣州太守任上，著述了“纪”十卷，“传”八十卷，年仅四十七岁便战死沙场。作为一部不完整的著作，流传了一百年后，刘昭（生卒年不详），但作为南朝梁代（公元502—557年）人，是他将晋代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三十卷，移花接木、嫁入《后汉书》，而最终成书的。《后汉书》的成书前后长达100年，属拼接而成，其先天不足，已显而易见；《水经注》则是郦道元毕其一生精力，在《水经》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它前后呼应、一气呵成，逻辑清晰、结构严谨。为后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提供了详实的依据。作为一种专业志书，在地望的研究方面，它的可信度显然超过《后汉书》。《水经注》记载的可信，是为其三。

4、生活于南北朝梁时的刘昭，应与郦道元（公元470—527年）同时，或略晚于郦生活的时代。从范晔、刘昭、郦道元著述的年代看，均距马援生活的时代已四、五百年，所依据的史料典籍应基本相同；可靠性与可信度也应不分伯仲。但是，郦道元写《水经注》注重现场实勘、参考地方志书。

南朝梁代黄淮大地一片萧杀，为“五胡乱中华”所祸，但临涣郡、临涣县的建置还在；沛郡与相县整建制的“侨置”在今怀远县的孔岗乡一带。沛郡、沛国与古相城的历史，自秦设泗水郡以来，传承有序、没有割断；方志的完整性、可靠性、准确性尤在，不似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元代以后，今淮北市域内的“县级”以上建置不复存在，地方的志史便基本中断了。郦道元时代还有可靠的方志参考，不过现在已经失传罢了。《水经注》记载的可信，是为其四。

综上所述，从地理学考证的角度，《水经注》的记载，要比《后汉书》的记载更为可信。

四、马援灵柩北归路线的析疑

马援击武陵蛮夷的地理位置，在今湖南常德市西南方向沅水上游。马援灵柩北归京都洛阳的水运路线，在东汉之初应是：先沿沅水而东北下，经云梦泽（今洞庭湖）入长江，顺长江又东北至襄安（今安徽无为一带），出长江、入巢湖，再经沘水、芍陂至寿春过淮河，遡颍水到河南的淮阳，转鸿沟到洛阳。这是两汉时期荆州与京都洛阳联系的主要水运通道，也是较近的最佳路线。

另据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东南吴越之地赴京都洛阳常走的邗沟到古汴渠（泗水接狄水一线），因失修失浚而不通。两汉之交“汴渠决败六十余年”，马援灵柩北归时，距古汴渠修复还有二十余年。这条路线只得绕行睢（同濉）水西上，这就是马援灵柩可走的一条较远的路线----顺长江东至镇江，走邗沟入洪泽湖，到宿迁后，转入睢（同濉）水西北而上，经鸿沟转洛阳，显然兜了个大圈子（见图示附后）。

马援灵柩北归的路上，家人不仅归心似箭，又难免忧心忡忡。马援一案因何而起，当时尚不得而知，事态发展走势不明朗，马援已由天堂跌入地狱，形势继续恶化，就将是鞭尸、曝尸。此时急匆匆往回赶，并非明智之举。

抑或是家人抄近路，扶柩到达河南淮阳的鸿沟，已逼近京都时，忽然醒悟“此时回家，将是何等尴尬、危险，不合时宜？！急调转船头，奔入睢水，东趋避走，绕绕弯子、避避风头。家人在马援案的案情不明时，先找一处“敢于收留、又愿意收留”马援遗骸的地方安葬下来，让英魂入土为安，亦不失为良策。无论如何，慢慢走、绕道走，或者掉头走，在当时都是最安全、最聪明的老辣之策。这样看来，马援墓不在洛阳，不在武陵北归洛阳“最佳路线”的沿岸城市，则最合情理；最能说明马家后人、具有聪明应对变故的睿智。特殊时期，只有逆向思维，才能不去送死、不做傻瓜。

五、沛王刘辅的封地成为马援的最后归宿

为国捐躯、一世英名的马援，被刘秀身边的一帮亲贵小人所诬陷，死无葬身之地。遗骸英魂随波逐流，徘徊山水之间。冥冥之中，他在找寻一个“敢于收留、又愿意收留”的侠义之人。天无绝人之路，睢水这条沛郡文明的源头之水，将马援的家人引到了古道热肠的“相”故城。因为这里是年轻仁厚、行侠仗义的刘辅（刘秀二子）的封地沛国的都城。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二皇子刘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被封为右翊公；十七年（公元41年）徙为中山王；二十三年（公元47年），徙为沛王。【一说二十年（公元44年）“辅，徙封沛王”】。沛王的封地称沛国，辖二十一城，国都“相县”。自刘辅于建武二十三年始封，至东汉终，子子孙孙共传了七世八代沛王。居相城173年。

刘辅虽是建武二十三年徙封沛王，但直到建武二十八年始迁居相城。当时“诸王皆在京师，竟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马援死于建武二十五年，此时沛国虽是刘辅的封地，但他还住在洛阳，两家联络便当。是年，刘辅在京，曾因所结宾客，杀了赤眉军傀儡皇帝刘盆子的哥哥刘恭，而“坐系诏狱，三日乃出”。此后，刘秀处罚了诸王宾客（谋士）一千多人。明令禁止诸王结宾客、竟修名誉。从此以后，沛王刘辅“矜严有法度，始终如一，称为贤王。”但在坐系诏狱之前，他行侠仗义、敢作敢为。仅因与刘鲤相善，为助刘鲤报杀父之仇，而报杀刘恭，何等的气魄胆略！从时间上看，马援灵柩北归路过相城，应在刘辅坐系诏狱之前。以他当时的豪情胆略，应还是那个“既敢收留、又愿意收留”的侠义沛王。

刘辅身为刘秀的二子，年青气盛，尚未经历过宫廷争斗之血腥无情、阴险奸诈，傍着皇帝老子，有恃无恐，对位居三辅的老臣----马援的忠烈英名，不但久有耳闻，应该还早有心仪；同属一类耿直正派之人，有惺惺相惜之意；同具一举冲天之志，而常感困兽之囚。在英雄被难之后，伸出援助之手，收留并安葬马援的遗骸，附合刘辅的一贯为人。

刘辅与马援同样的脾气性格，在同一年，在同一个人（刘秀）的手里，栽了大跟头，这也不能不是一种缘份。沛王刘辅的生母，立为皇后又被废；胞兄立为太子亦被废；大太子废后，作为二皇子的刘辅无缘，却立了四皇子刘庄为太子。因刘鲤，又坐系了诏狱；年轻的刘辅，对父亲刘秀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在光武帝死后，刘辅又经历了明帝刘庄和章帝刘炟两代皇帝，作为皇兄与皇伯的刘辅，得到了本是帝系另一支的明帝、章帝格外的敬重和恩宠。沛王刘辅为王四十六年，数受赏赐，尽享美誉。这一切都和明帝的明德皇后、章帝的养母、皇太后马某（马援之女）的感恩之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刘辅个性转折中，不为人知的内情。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历史是最公正的。

六、马援小女明德皇后马某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马援的小女儿马某，十三岁选入太子宫。明帝刘庄继位，马援之女马某为“贵人”；贾贵人（与马贵人为姨表姊妹）生皇子刘炟（章帝），明帝命马贵人养之。养母子间慈爱有加，没有丝毫芥蒂，胜于亲生。永平三年（公元60年），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遂立为明德皇后。

明德皇后是马援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马援卒于武陵时，马某仅十岁。家中逢此大难，众皆愰恐迷离。马某少而干练，指挥若定，事同成人。马家原与黄门侍郎窦固，结为亲家。但窦固投靠梁松，一起谮陷马援。马援母白太夫人愤然“绝窦氏婚”“上书光武帝，求进女入掖（太子）宫。”马某经此大难磨练，愈发成熟、谦恭。十三岁入宫后，循礼守仪、识体得法、“宠敬日隆，始终无衰。”东汉明帝、章帝两朝，马氏得宠，宫内外皆以与马家结交为荣，此功全在明德皇后也。

明帝常与之言及政事，明德皇后多所弥补、建言献策、自然贴切，不留痕迹，亦不掺杂自家私干。章帝登基后，尊明德皇后为皇太后，视同亲母，“帝即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贾氏亲族无受宠幸者”。登基之初，即议“封爵诸舅（马援的三个儿子）太后（原明德皇后）不听”。第二年，天气大旱，有言事者曰：不封外戚，主旱象。意为国内大旱是因为诸舅未封爵而引起。太后曰：言事者无非是献媚皇上“贵宠横恣，倾覆之祸。吾为天下母……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坚辞不许。“（建初）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三侯”。三位兄弟无奈，接受封爵后辞去官职，归家养老，以免除干涉国政之嫌疑。是年六月，皇太后马氏崩。此后马氏家族失势，窦氏贵盛，外戚干政。此是后话。

永平四年（明帝登极第四年、马某为明德皇后第二年）十二月，陵乡侯、太仆梁松，以飞书诽谤马援罪，下狱死。至此，“马援案”才算平反昭雪。同年，马武正常死亡，其他诬罔马援的耿氏、窦氏，因家族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而不了了之。

明帝刘庄与沛王刘辅，系同父异母兄弟，从派系关系上看，沛王刘辅与明帝刘庄，应是有利害关系的两支，历史上不知酿成过多少争夺帝位的血腥之灾。即便未致你死我活，也是常疙疙瘩瘩。但是这兄弟二人，却始终相敬如宾，没有丝毫过节。在楚王、济南王、琅琊王、阜陵王与明帝的矛盾中，刘辅始终谨节循法。明帝也始终把刘辅奉为贤王兄长，数加赏赐。这其间是否有马家的渊源，史虽未记，天地可鉴。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六月，沛王刘辅薨于他的封地沛国都—相县，谥号“沛献王”。《后汉书。卷三》载：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八月，（章帝）“乙末，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刘）政。”

马皇后亲养亲教的章帝刘炟，以马家为外戚，在沛王刘辅去世之后，躬赴沛都相城，祭祀了沛献王陵（刘辅墓）。给予了沛献王（刘辅），只有圣贤才能享受的至高无尚的礼遇。皇帝亲自祭祀，如果没有马皇后的临终嘱托，也恐怕难成其行，难行其大礼。因为，六个月后的章和二年二月，年仅三十三岁的章帝刘炟，即“崩于章德前殿”。

　  《后汉书。桓谭传》又记：“元和（公元84—87年）中，肃宗（章帝）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桓）谭冢，乡里以为荣。”（桓谭为沛国相人）两、三年里，章帝两次至相城祭祀，个中是否另有隐情？是否兼为马援墓而来？礼仪有制，史官慎言，不得而知。

如今，悠悠两千年过去，在典籍考古中钩沉出的马援墓和沛献王陵，都已湮没在“闸河盆地汉墓带”的莽莽荒草野冢之中；古睢水也因黄泛与洪涝改道，踪迹难觅。但只要我们记住了这段历史，在田野考古中，锲而不舍的追踪寻觅，相信它们都将有浮出水面的一天。正是：

马革裹尸、忠魂终有安葬处；

古沛遗风，睢水虽短万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