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关于“大运河” 。。。。。。。。。。。。。。。。。。。。。。。。。。。。。。。。。。。。。。。。。。2
第一部分 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大运河瓷”
第二章 何谓“大运河瓷” 。。。。。。。。。。。。。。。。。。。。。。。。。。。。。。。。。。。。。。。。。4
第三章 “大运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 。。。。。。。。。。。。。。。。。。。。。。。。。。。5
第四章 一枝独秀报春来 。。。。。。。。。。。。。。。。。。。。。。。。。。。。。。。。。。。。。。。。。。7
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两次考古发掘。。。。。。。。。。。。。。。。。。。。。。。。。。。。。。。。。10
第六章 决非必然 。。。。。。。。。。。。。。。。。。。。。。。。。。。。。。。。。。。。。。。。。。。。。。。11
第二部分 大运河的废弃
第七章 史料可见数被废弃 。。。。。。。。。。。。。。。。。。。。。。。。。。。。。。。。。。。。。。。。12
第八章 通济渠塞而复通需多久。。。。。。。。。。。。。。。。。。。。。。。。。。。。。。。。。。。。。13
第九章 漕运功能丧失与大运河的衰败 。。。。。。。。。。。。。。。。。。。。。。。。。。。。。。15
第十章 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 。。。。。。。。。。。。。。。。。。。。。。。。。。。。。。。。。。。。16
第十一章 金代小运河——长直沟考 。。。。。。。。。。。。。。。。。。。。。。。。。。。。。。。。19
第三部分 大运河的湮塞和“大运河瓷”
第十二章 南宋与元拉锯时期的隋唐大运河。。。。。。。。。。。。。。。。。。。。。。。。。。。21
第十三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21
第十四章 话说“大运河瓷”。。。。。。。。。。。。。。。。。。。。。。。。。。。。。。。。。。。。。。。。24
第四部分 附图、照片
隋唐大运河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这是丝毫没有争议的。而止于何朝？何代？何年间？却历来是令许多史学家支吾其辞的难题。随着在安徽省境内的170公里隋唐大运河，陆续有三处被考古发掘，田野考古的出土遗存大量涌现，对隋唐大运河湮塞年代的传统说法，越来越疑窦丛生、越来越受到挑战。在田野考古中渐趋明朗的、隋唐大运河运行年代，如何在典籍考古中印证，在史籍中钩沉出明确的记载，从而，做出最合理的解释，使史界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能够达成共识，这就是本文企求的宗旨。
第一章 关于“大运河”
“大运河瓷”一定是产于大运河。
运河是沟通水运的人工水道。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刊沟、江南河、永济渠，宋代始称运河。
中国的古运河很多，称之为“大运河”者，乃是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国之运脉。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及灵渠、漕渠、鸿沟、刊沟等隋以前的运河水道，应该说,这些水道多为中国分裂时期的产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们是区域性的、封闭的水运系统，是阶段性的探索成果。
没有大一统的江山为舞台，怎能打造出顶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时势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统一中国后，才有足够大的疆域筑起万里长城。后经两汉而三分天下，历魏、晋、南北朝，隋再统一中国，才又有了足够大的疆域，开凿“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两位统一江山的疆土开拓者，一个用确保北方安全的长城，成全了汉朝的文治武功；一个用四通八达的大运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统一下的中国，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的运河之最、世界的运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类的奇迹。（附图一 唐代形势图）
大运河始凿于隋，由隋朝都城西安为起点，呈“扇形”东南、东北展开，沟通了海河到钱塘江的五大水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元明清时，由于政治中心北移，为了满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费，因漕运需要，在原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经不断改线、改造，收缩为以北京为起点、杭州为终点的,南北“线形”格局。(附图二 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对比图)
隋唐“扇形”大运河，向京杭“线形”大运河的演绎，记载了大运河的发展史，这个演绎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这段历史，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封建社会的衰亡，造成了大运河的收缩。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意义重大”上，在汉语词典中，重要也是一种“大”。隋唐大运河的意义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时期，便只顾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粮”。
漕运，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功能，运粮看上去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实际上却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因为古代的漕粮，就是中央的财政调拨，是实际可用于分配的财力体现。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粮便成了稳定大局的先决，成了维系封建统治的悬丝。由是，自隋到民国津浦铁路竣工前，大运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赖以存续的漕运水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唯此为“大”。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对外交往上，它为大中国的对海外延伸，奠定了基础。西域的荒漠古堡、野冢驼骨，见证了向西走向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它的起点是西安；东海、南海的出水陶瓷、沉船朽舢，见证了向东走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它的起点是扬州。而东西大运河，即公元六零五年，仅用一百五十多天完成的，隋唐大运河首期工程，就是链接两个起点的千里水道。这一链接，将国内东西南北的产、销结成网络，形成了大中国一统的市场，和出口外贸能力，使中国对进出口贸易、要求更加迫切，由于利益的驱使，更早地催发了航海家远征的冲动。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由最高统治者的好恶,决定一个朝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已成
司空见惯，如果没有东西大运河,将出海口扬州与京都西安链接起来，没有天子的东临
巡幸，海上“丝绸之路”，肯定要晚上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如果没有开掘大运河的暴
政酷役，隋亡与唐兴也会迟到一个时期，大唐盛世也可能会成阴差阳错，中国的历史
也可能因此而改写。
作出以上猜想，我可以柳江口码头出土的“大运河瓷”，为据说明，大运河瓷中，有大量的唐三彩、邢窑、定窑、黄堡窑产品，这些西部、北部唐代的精美陶瓷作品，出土在东西大运河中，出土于柳江口码头，应该说,绝大部分是用于出口外销的，唐代著名窑口的作品，都属于奢侈品，主要供皇亲贵胄使用，安徽淮北段通济渠,并非以上窑口赴京进贡的必经之地，应是东趋江都出海口的必经之路。另据文献记载，扬州，同样发掘出土过大量以上窑口的瓷器。
因为，瓷器对水路运输具有较大的依赖性，没有隋唐大运河的沟通，西部和北部窑业的外销，将受到制约，同样，可能因销路而影响规模，因规模而影响效益，因效益而影响技术发展，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可以说，隋唐大运河的开凿，第一，连通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使我国的对外交通形成网络，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二，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对外贸易，往西、北开拓了大片的腹地，不仅提供了大量外销货源，而且链接了进口商品的最大市场——西安。第三，由于顺畅了流通渠道，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北部窑业的发展，促进了唐代陶瓷“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第四，中国走向世界是瓷器的功劳，瓷器——China就是中国，没有水路运输，就没有瓷器的出口，通济渠让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上丝绸之路”似乎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才更为妥帖。
以上四点，足以左右唐代历史的轨迹。隋唐时代的中国，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这段历史,既是中国史，又是世界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中，隋唐大运河功不可没。
由于黄河泛滥，淤淀的黄沙，将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瞬间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被自然灾害，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并完好地将大量信息保存下来，这条遁入地下的大运河，用大量的文物记载了运河昨天的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下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记录下大运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的历史。
地下大运河，以瓷片为主要载体，记载了大运河前七百年的历史；地上大运河，用现貌反映了大运河后七百年的历史，“大运河瓷”记载的信息流,可担纲佐证大运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第一部分 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 “大运河瓷”
第二章 何谓“大运河瓷”
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从西安到扬州，基本东西方向，略微偏南，共分四段，除西安到洛阳段称漕渠外，其余三段统称通濟渠，通濟渠中最长的一段，是从俊仪（今开封）经宋城（今商丘）、永城、夏丘（今泗县）到泗州（现已因地震没入洪泽湖），注入淮河。
首期工程最长的这段运河，是通濟渠的东段，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故又称汴水、汴渠、汴河、广濟渠，隋唐宋金的史料上，五个名字混用，加之，古代泗水与泗州都简称“泗”，导致这段河的走向,在典籍考古时，出现千年之争，成为历史悬案。这段古运河，因黄泛而全部没入地下，成为地下大运河，又因为黄河泛滥这种窒息式的掩埋，与史料记载的语焉不详，得以使这段地下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存，完好保留至今，其中，数量最大、最完好的就是陶瓷器。
我们知道，使用至今的水道，很少能出土完好的陶瓷器皿，因为它需要经常开挖疏浚，文化层被扰乱,遗存被破坏、或者早已出土面世。而这段地下大运河，黄泛的瞬间掩埋，如同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窖藏，被截断的历史，嘎然而止，悄然凝固，不朽的陶瓷，在静默中等待着重见天日、披露信息，再现当年辉煌。
古陶瓷的分类有许多种，按面世形式可分为：传世、出土、出水。其中出土又可分为：墓葬、窖藏、遗址发掘。按产地可分为众多的窑口；按釉色和装饰手法归类，唐可归为南青北白，宋可归为六大窑系；按时代划分，又可分为原始青瓷、六朝瓷、高古瓷、明清瓷等。但是，作为以数量大、时代长、窑口多、地域广为特点的，通濟渠东段出土的陶瓷器，我们以为，任何一种分类法，都不能正确涵盖这部分古陶瓷的类型。
因此，我不得不以“大运河瓷”来称谓她。“大运河瓷”，既有时代的含义----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八朝荟萃；又有产地窑系的含义----唐之南青北白，宋之六大窑系的百窑纷呈；又有出土地域的含义----三省十八县，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又有主要研究对象的含义----大运河、陶瓷。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大运河瓷”的定义，那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被黄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
这里提到了“被黄泛掩埋的”概念，这是因为：第一，“大运河”故道中，正在使用的水道，因经常疏浚开挖，不可能保留较完整的遗存。第二，已形成地下运河的故道也很多，如往东北方向的永济渠，但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除部分北方出口外销瓷器路过外，南方的贡器和大量的奢侈品运输不经过。隋唐宋时期遗存的地域范围较小，第三，还有非黄泛掩埋，如江南运河裁弯取直后,自然淤积的大运河故道，由于淤泥的腐蚀性较强，上层叠压土石大小不均匀，易造成严重破损，釉面品相较差，且不易发掘，研究与收藏价值不大。
根据发掘现场观察，通济渠东段地下大运河文化层,及以上的叠压物,多为金黄色粉沙，颗粒细小均匀。可以想见，当黄泛来临之际，虽波涛汹涌，但河下的遗存，由于有数米积水缓冲，不会造成较大震荡和流动，最多只能产生轻微飘动。沉船上正在运送的瓷器，因有船体及包装物保护，可避过惊涛骇浪的冲击，一旦沉入水下，也会迅速进入静止状态。然后是长期的粉沙沉淀，迅速的淤土掩埋，象在澄泥池中一样，上面流动，下面越沉越厚，这种黄泛掩埋，隔绝氧气，微生物失去生存条件，腐蚀和破坏很轻。黄河之水虽黄浊，但它是源于雪山之融冰与天雨之水，冲刷黄土高原混合而成的泥浆，虽浊但极净，沉淀物形成的粉沙为弱碱性，腐蚀性远小于海水。
第三章 “大运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
通济渠东段，自河南荥阳的板渚出黄河，至盱眙入淮河，共历现今三省十八县（市），顺序为：河南省的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市、开封县、杞县、睢县、宁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灵壁、泗县；江苏省的泗洪、盱眙。
此十八县中，一般引用的史料记载为十七县，缺安徽省的濉溪县。一九五0年，原宿县行政区划，一分为二，析出濉溪县，后又在濉溪县与萧县的范围内，成立了省辖市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在濉溪县境内全长40。8公里。原史料中，由对行政区划变更，导致的更名与撤、迁县，都已作了调整（如符离、灵璧、虹县、泗县、泗洪、泗州等），唯有濉溪县因属新建，知之者甚少，然而正是在这40。8公里范围内，诞生了大运河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
由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650公里，形成的地下大运河，出土最多、最完整的文物遗存,就是“大运河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藏逐步走进平民的生活。厚重的历史积淀，俯拾皆是的古瓷遗物，孕育和造就了淮北市一批“瓷痴”，他们把水利、修路、耕作中出土的大量古陶瓷，收而藏之，为收购大运河瓷，节衣缩食、倾其所有,保护并收藏了东至泗县、西至商丘,七个县范围内,几十年出土的大运河瓷。
作为1958年建市的新兴工业城市，正因为她是新市,所以渴求厚重的历史积淀、渴求传承历史的文明，需要宏扬文化底蕴。淮北市为展示“大运河瓷”,并从这一侧面，彰显大运河的唐宋盛况，斥资4000万,建设了占地40亩、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的博物馆。2004年开馆的淮北市博物馆，再现了宋代柳江口的石码头，修复了唐代的沉船，用黄杨木雕的巨幅组图，再现了“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的繁忙景象。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展厅面积，展示了七百余件“地下大运河”出土的精美完整陶瓷器。馆藏“大运河瓷”，囊括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八个朝代的，上百个窑口的作品，如唐代,除代表南青北白的越、邢窑外，尚有瓯窑、婺州窑、寿州窑、岳州窑、洪州窑、景德镇窑、巩县窑、曲阳窑、黄堡窑、井陉窑、邛崃窑、鲁山窑、长沙窑、浑源窑的器皿。宋代更是六大窑系琳琅满目。青釉、白釉、黄釉、黑釉、褐釉、绿釉、钧釉、紫釉、青白釉、三彩、辽彩、红绿彩、玳瑁釉、虎皮釉一应俱全，丝毫无愧于“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褒奖，对高古瓷爱好者来说，真正美不胜收。
淮北市博物馆陈列的“大运河瓷”，是再现大运河的一个“窗口”，它用产自辽阔疆域、东西南北中的高古瓷，折射出隋唐宋元的繁荣昌盛，用精美绝伦的展品，让我们窥见唐宋盛世、君临天下的一斑，让中国人骄傲,让淮北人骄傲。
淮北市博物馆陈列的“大运河瓷”，几乎全是完整器，令人震撼。但如果你有幸看到众多的民间藏品，它的美伦美奂，静穆古韵，会让你更加震撼。因为，真正的精妙孤品，尚散失在民间。当然，方家巨匠，会更注重那不可胜数的残件、可修复件，和堆积如山的瓷片，它们会让你看出更多的门道。
第四章 一枝独秀报春来。
通济渠东段形成的地下大运河，全长650公里，流经三省十八县、市，其中不乏古都名城，更兼有唐宋时的州、府附郭，何以偏偏在不见经传的淮北市、濉溪县破土而出，一枝独秀、报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剖析开来，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因为是地下大运河，文化层是被黄泛深埋入地下的。从荥阳板渚起，到开封东的这段运河,基本贴近黄河,平行往东。由于黄河为地上悬河，堤外地下水位较高，不易开挖。那么，在兴修河渠、建筑房屋时，一般还未挖到文化层深度，地下水已似涌泉，因而，在建筑物的基础处理上，一般采取其他补救办法而减少深度，从而减少了文化遗存重见天日的机会。据专家推测，可能位于开封、或郑州附近的北宋官窑窑址，即是因此原因，而至今未能找到的。
一九八四年，中国唐史学会、杭州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河南省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沿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刊沟和唐宋汴河故道（即本文所说的地下大运河），作了一次实地考察。据这次考察提供的资料显示，从盱眙古汴河入淮口开始,到开封的这段大运河故道，基本与现今公路重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的高度筑路，以减少填方工程量，这是非常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导致，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运河的南北大堤，将绝对标高上提，填方量小，挖到文化层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河南省段基本上是这样。
同时，这次考察还发觉，只有在淮北市濉溪县境内的宿永公路（宿州至永城）,走的是汴河河床，而不是河堤。这段公路，当地人叫“槽子路”。据说，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在两道河堤中间，地里干活的农民，只能听到喇叭声，看不到行驶的汽车。那时北堤宽约四十米，平地高出五米左右；南堤宽约二十米，高出地面三----四米，南堤已残缺不全；河床高出地面两----三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年复一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使高出地面的大运河故道，逐渐摊平。时至二十一世纪，只留下了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坡带。
到宿州市后，往泗县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直到江苏境内的泗洪、盱眙。这一段也与河南段一样,提高了绝对标高。
泗洪和盱眙段大运河，接近汴河入淮口，史载,宋代治汴，实施了“木岸狭河”的措施，除引黄口与入淮口外，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激流冲沙，放慢了淤淀黄沙的速度，减少了疏浚工程。而地处入淮口的泗洪、盱眙段,则岸阔浅慢,成为了淤沙的港湾，疏浚较多，因而遗存较少。
综上所述，长约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在柳孜，首先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了断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争，并且，河南、安徽七县出土的大运河瓷流向淮北市，建成了以大运河藏瓷为主题的博物馆。首先还应得益于这段“槽子路”。长达650公里的大运河唐宋文化层,象一条矿脉，曲曲弯弯潜入地下，而槽子路降低的标高，客观上形成了矿脉中的“露头矿”，首先出土大运河瓷,先于其他地方出现收藏热,首先被考古发掘，“一枝独秀报春来”，这是必然。
柳孜，又叫柳江口，唐、宋、元、明皆为商贾云集的大镇。镇址建于汴河南堤上。《宿州志》载：明代柳孜镇有“庙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运河湮塞而没落,但仍可见唐宋小镇之盛况。柳孜现存宋碑两块。其一为“天圣塔碑”完整无缺，碑文载:该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缘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张处仁，左侍禁、柳孜镇兵马监押兼巡检丘裔”，兵马监押兼巡检掌管捕捉盗贼，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一般设置于州、县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镇设有“兵马监押兼巡检”，可见其地冲之要害。
另据史载，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藩镇割据，庞勋叛乱,派部将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运，以断京师粮路。康承训将兵七万围困柳孜。宋时，杨存保曾与金兵战于柳孜，亦为控扼漕运，以供京师。元至正年间，侯德源任柳孜巡检，数与农民起义军交战于此。柳孜虽为小镇，但地当要冲，控扼漕渠,商旅要会、百货转承，能屡见史载，可谓历史厚重。
抗日战争期间，在柳孜镇隅子街口,离地面五米深的地方，发现一条由南往北，深入地下的石台阶，均用两米长、六十厘米宽、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块砌成。当时，即断定是座落在大运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码头，由于兵荒马乱，无人顾及考证发掘。
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间，在濉溪县境内，还因烧窑取土、修筑宿永公路、兴修水利等，多次挖开了大运河断面，据安徽社科院朱玉龙先生，八四年所记《汴河及其对安徽淮北地区的影响》一文载“一九六二年，淮北地区兴修水利，曾于百善、柳孜、四铺挖了三条南北大沟，穿汴堤而过，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断面的情况。据当时负责这项水利工程的，一位水利干部回忆，河槽口宽四十米，底宽十五米。堤为夯土结构，坡度较小，河床内为淤泥沙土，从地表向下七米，仍未见原始土层，故公路桥不得不改建它处”
三铺乡的石圩子村，长年烧砖取土，切开了隋堤北堤及河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和河床中淤积泥沙的土层分界。堤为黑色原状土，坡度1:2---1:3。河床上半部分为黄沙土，下半部分是黑壤土。淤积厚度，地表层2—3米，向下依次为八十七厘米、六十厘米，一百零七厘米、七十厘米、一百厘米、八十厘米(是否大致是隋、唐、五代、宋、金、元对应的文化层?笔者注)。淤积层中，蚌、蜗牛等水生动物的残骸，比比皆是，朽掉的古钱、破碎的陶瓷片，俯拾即得。另外，还有许多段木和骨骸。
朱玉龙先生八四年的记载，以及当时隋堤的断面所示，其实已很能说明通济渠的走向，但当时走马观花式的访古考察，未能提供准确的发掘报告为依据，仍不足为“大运河”考古定案的凭据。故八五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访古”文集中，很多文章仍写到：通济渠路线目前尚难下定论，只有通过系统的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来印证文献记载，才能下结论，现在，也只好求同存疑。”注一
一九九九年初，百善镇以西,宿永公路段拓宽工程开工，在对穿过柳孜村一段,进行裁弯取直的新路基础施工时，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结合当地老人对抗战时发现，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阶的传说，省、市、县文物部门，共同对修路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了认真的考古调查，并将调查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
五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馆、濉溪县文管所，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路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共开探方8个，累计揭露面积九百三十平方米，历时近二百天。发掘出一处石构筑物遗址（宋代码头）、八只唐代沉船，隋唐宋金时期陶瓷器1653件，灰坑一座，以及大量铁器、骨器、石器、画像石、动物骨骼等遗物。出土瓷片数十万件,当时可明确辨认出窑口的有：寿州窑、白土窑、烈山窑、芜湖东门渡窑、越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建阳窑、长沙窑、鹤壁窑、巩县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定窑,还有一些属于耀州窑系的青瓷,定窑系的白瓷,以及属于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刻划花瓷和外黑内白地黑花瓷。（见照片1--11 ）
根据发掘报告所述，发掘点所布探方，均位于大运河故道南侧岸边，河道深达七米，上层4—5米为表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隋唐时期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其中的“一期一段”出土器皿，“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代表了运河的开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见照片1--4 ）而到了宋代,大运河宋代河道，在隋唐河道的基础上，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注二 致使宋代石码头，压覆了隋唐文化层。根据七#探方资料分析结果看：上层4—5米仍为表土层，及运河废弃后的地层堆积；下面，是宋代大运河运行时，所形成的文化层，其厚度为2米，河道深仍为7米。7米以下为料姜石生土层，无隋唐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
根据该发掘报告分析，限于上世纪田野考古、窑址发掘的经验不足，对该发掘结果的认知尚有局限，现应重新评价三点：一是，对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产地窑口认定，应按最新窑址考察的结果审定，特别是发掘报告中指出:“初步能辨认的窑口……，除此，还有一些残碎瓷片的窑口不清楚”根据该市文物征集的长期经验，窑口似应更多一些，这对研究运河史、交通史、具有更大的意义。
二是，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可能是宋代治理大运河，所采取的‘木岸狭河、扼束水势’，从而形成‘激流冲沙、减慢淤淀’措施，导致的大运河河道缩窄的结果。从发掘报告亦可看到，此次发掘，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桩。这样理解，是否才能与历史记载相吻合。
三是，该次考古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隋唐大运河走向，与始凿年代的问题。因为，关于汴渠南线北线之争，在典籍考古为主的以往时期，史料所载“走汴入泗”，被理解为：经商丘后,走泗水运道，经徐州、萧、砀，到淮阴入山阳渎运河道一线，而不是经汴渠入泗州，且现在持这一观点的，颇有“大家”。古代又有白居易的诗、苏轼的《书传》等为证，争论中颇占上风。而作为田野考古的杀手锏---挖开来看，则是最让人心悦诚服的。故本次考古发掘所布探方，主要是为揭示隋唐文化层，尤其是发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遗存。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运河瓷有：寿州窑、安阳窑、湖南湘阴窑等窑口的作品，以及多达8艘的唐及唐以前沉船，彻底否定了“隋代初开大运河走北线，晚唐时改走南线”的猜想。
那么，在这一发掘的明确目的，实现的同时，也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点遗憾。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向东揭示一些。因为宋代河道束窄，移向了向北的河床中心，7#探方虽挖了宋代文化层，但面太小，出土遗存太少。另外,由于宋代建设石码头,该处文化层被扰乱,年代的叠压分层不够典型。如能往北、往东再扩一些，挖开宋代石码头东侧（下游）的文化层，可能会因水流的涡旋，收获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文化层叠压关系可能更典型.那将会揭示出隋唐大运河鼎盛期，宋代的更多秘密。也可能会让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运河瓷重见天日。
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两次考古发掘
1999年，淮北市柳孜考古发掘成果,被国务院公布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引起周边城市的高度重视,2006年4—8月，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为主,并抽调淮北市、淮南市、宿州市文博考古人员,组成了考古队,对宿州市西关步行街工地，隋唐大运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钻探面积两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600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含完整器)1400件,主要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玉石器、琉璃器、另出土了动物骨骼一批。各类出土文物中，瓷器比重占85%,经初步整理，可归属的窑系有:邢窑、越窑、寿州窑、白土窑、巩县窑、长沙窑、吉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景德镇窑、建窑等，精品有:唐代巩县窑的绞胎枕、三彩枕、长沙窑的褐釉象座枕、长沙窑褐斑执壶、北宋定窑花口瓜楞腹白瓷瓶、磁州窑珍珠地花卉白釉钵、以及唐宋瓷塑人物、动物,还有健身球、色子、围棋子、弹丸、哨子等玩具。(见照片12--29 )在发掘的600平方米内，出土了数十万件瓷片。（见“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成果汇报展纲要”）
经发掘得知,大运河的河口宽为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这与1962年，濉溪县百善、柳孜、四铺三条南北大沟，挖开的汴河断面情况基本一致。
2007年初,宿州市区内的佳苑工地，基础施工时,因该工地位于隋唐大运河遗址上,安徽省考古队又组织了发掘,这次发掘，除出土了大量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玉石器外,还发现了石砌建筑物遗址、沉船、石弹丸等。宿州市是大运河上的重镇,因保漕运通畅,唐元和年间（809年）升为州，咸通三年（862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使、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防御使，开宝五年（972年）建为保静军节度，这次发现的石砌体是码头？还是要塞？尚待进一步发掘考证。另据笔者现场观察，该处出土瓷片，与前两次大运河的考古发掘，最大的不同是，大量的龙泉窑和精美的钧窑瓷片面世，期待宿州市这次考古发掘会有更大突破。
截至目前，通济渠东段长达650公里的地下大运河，在安徽省境内的约170公里段，已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也是大运河仅有的，三次规范的考古发掘。这三次考古发掘成果，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基础资料，应结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 决非必然
由于宿永公路“槽子路”走的是大运河河床，地下大运河在该处首先被披露，似乎是必然，但又决非必然。淮北柳孜，作为隋唐大运河的地下遗址，被首先发掘，是与淮北市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以及淮北市有着一支十分敬业的专业文保队伍，和万分投入的业余收藏家队伍分不开的。
何以数百公里出土的“大运河瓷”，流向淮北市？何以未需国家、省财政投入一分钱，建成上万平方米的展馆？淮北地区亦曾有过，挖出古瓷器以为晦气，必将粉碎而后快的风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大运河瓷”几乎全被砸碎。但当淮北市的收藏队伍，先于他方出现之后，“晦气”的器皿能变为古董，能换出钱来的时候，人们便变的小心翼翼了，“晦气”的瓷器，转而变成了“宝”，沿大运河的农民争相传颂，谁家捡到了“宝”，从柳孜村的农民中，逐渐产生出了一支“淘宝队”,西至商丘，东至泗县,干起了“淘宝”的行当。他们虽似乎“违法”，但却客观上保护了文物，他们作为国家文物征集的补充力量，对文物的保护作用,远远超过了专业的文保队伍。他们的行为，既代表了文物保护的发展方向，又确实需要规范。如不加以规范，也会走到文物保护的反面。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其实，隋唐地下大运河，在其它地方被首先抢救性发掘的机遇也是很多的。通济渠走“南线”，被柳孜发掘证实前，很多专家也推断出，“大运河”从泗县、宿州、永城的市中心穿过，在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每年都有新的高楼迭起，它们在基础施工时，不可避免地会出土大量“大运河瓷”，以及其他文化遗存，只是不幸的被扼杀了。建筑商、开发商、地方财政，都不愿为发掘“埋单”。而淮北市这一新兴工业城市，对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需要展示厚重的历史积淀，恰恰成了这次发掘的契机。
淮北市博物馆及民间藏瓷，是“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大运河瓷”的窗口。为研究大运河史，隋唐宋金元交通史、唐宋金元陶瓷史、隋至元水利史，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是国人展示昔日大运河风采的一个缩影，她是大运河工程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力佐证。
注一:<<隋唐运河与中晚唐漕运>>潘镛 王永谦著
注二:<<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部分 大运河的废弃
大运河从隋代开凿以后,几经废弃,塞而复通,通而复塞。这段大运河究竟何时最终废弃,并成为地下大运河?也就是说,通航究竟到何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它牵涉到“大运河瓷”中的许多金、南宋、元代遗存,能否发放出生证的问题.
第七章 史料中可见数被废弃。
大运河的首次淤塞与废弃,始于安史之乱时的战乱与割据（公元755年）。旧唐书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注一“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
安史之乱，淮河以北，尽被人祸。叛军、唐军的抢掠烧杀,以致满目苍凉，沿通济渠东段,也成争夺的焦点。在战事频仍的兵荒马乱之中，漕运路断，运河淤塞,是可想而知的。唐朝廷北联回鹘,收复东都（今洛阳）后，漕运复通。但几年后,史朝义举兵宋州（今商丘）反唐，漕运又绝。安史之乱致使民众流离失所，藩镇割据，阻断航道，大运河先后十年被废弃。
直到代宗朝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才启用太子宾客.通州刺史刘晏,重开漕运。当然,刘晏重开漕运的第一着棋,就是疏浚汴渠,漕运即通（刘晏整治漕运共出九策）。
大运河的再度废弃,是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刘晏整治漕运后，漕路虽通，但由于大的局势是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王朝与藩镇之间,围绕着隋唐大运河的漕运，逐渐演绎成扼控汴、宿两城的拉锯战。这期间，唐王朝屡次变更汴、徐两州的行政区划和人事，以加强对两地的控制。并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将符离县甬桥镇升格为宿州，脱离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强化了大运河要冲的地位。大运河漕运，在以后一段时期内运转正常，这在漕运史上曾被称为“元和中兴”。
中兴的宪宗去世后，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先是控扼漕运的汴州发生兵乱，继之，驻徐州的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亦发动兵变，至甬桥（今宿州）“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商旅赀货，卒十取七八”。注二刘晏治漕后,正常运转了近六十年的漕运,开始失控。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马，在庞勋的带领下,发动兵乱，由水路从桂林返回徐州，沿途占领了泗县、柳孜（今安徽濉溪东）、宿州，于是漕驿路绝；僖宗时，黄巢起义军又围宋州（今商丘），以断漕路；不久，徐州的藩镇时博，南攻泗州，漕路又被阻绝。至此，全国各地已基本被藩镇割据，沿大运河均被藩镇兵马阻断。
五代时期史载:“汴水自唐末溃决，自甬桥东南，悉为污泽”注三“运道久梗，葭苇埂塞”。注四
如据史料记载，从唐末公元822年，至宋初开宝年间（公元970年前后），大运河被废弃似有150年之久，但据柳孜考古发掘5#、6#探方的2、3、4层遗存中, ，以及宿州西关步行街考古发掘出土的五出葵口、玉壁底器皿分析，（见照片12 ）这一文化层出土的器皿，具有典型五代特征。其中亦发现五代越窑“秘色瓷”作品。(见照片 6 )从地层堆积叠压关系上看，大运河并未中止使用。我认为这便是应引起注意的“因漕运不通，被朝廷废弃后的大运河，仍被民间商旅长期使用”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同样出现于金、元朝代，只是由于失去了显赫的政治意义，而不被史料记载罢了。这点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重点考证。
史料所载:第三次湮塞与废弃,是从北宋末年的宋、金拉锯，到最终划定以淮河为界的两朝对峙时期。入宋以后，黄河由隋唐时的“稳定期”转入“波动期”，下游河床迁徙增多，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浅慢淤淀加剧，洪水下来，只有再冲出新的河道，甚至漫溢决堤。
宋真宗时,采取了“木岸狭河，激流冲沙”的措施，宋神宗时,采取了“引洛清汴”的冲沙措施，有宋以来,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奉行“漕运便是稳定”的信条，真正把汴河的治理、漕运的维持，当作了江山社稷存续的头等大事。然漕运之粮只能救急，不能救命，治表而不能治本。从唐末开始已完全蜕变功能的大运河，不再能辅佐封建王朝，也不能阻止封建社会的衰败，最后还是充当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继续南犯，据〈金史〉载：南宋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的李固渡西，人为决堤。
黄河从东明入鲁西南，经巨野、嘉祥、金乡一带入泗水，并由泗入淮，黄淮之间顿成泽国。自北宋末，至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期间，南宋与金在江淮流域长期拉锯战，民不聊生，流离他乡，汴渠失修失浚，废弃湮塞。南宋使臣楼钥的《北行日录》，记载了当时宿州通济渠的湮塞情况，“自泗州循汴河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可资佐证。
北宋末年的这次废弃与湮塞之后，由于南宋与金的对峙，不再需要运河的漕运，来维系封建统治。而后,又继之元朝定都北京，漕运的终点发生了变化。漕运的“救急”特性，决定了大运河的裁弯取直结局，于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从此在正史的《河渠志》中销声匿迹了。典籍考古便将通济渠，从此判为“湮塞”了.
第八章 通济渠塞而复通需多久?
通济渠段，历史上曾数度被废弃和湮塞，但又都轻易被疏浚，在湮塞后被疏浚的过程中，见于史料记载的，也仅是“发某、某、某某州役，浚之”，没有增设过什么闸、涵、桥、堰等技术难，或投资大的建筑物、构筑物。
我们知道，隋代始凿10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西安----江都），也仅用了150多天，因而，使许多后世学者,怀疑通济渠最初走的不是“南线”，而是泗水老路。其实，通济渠南线虽属新凿，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测量的基础上，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将它们串联并拓宽而建成的。根据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所证：通济渠东段,西起河南荥阳板渚,引黄河水东行，走汴河故道至陈留；从陈留东南，到宋州一段，长215公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从谷熟到临涣一段，长205公里，是利用了涣水（今浍水）河道；从临涣东南，到蕲县北一段，借用蕲水河道；虹县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这些原有水道，以天然水源、自然坡降为基础形成，自荥阳至泗州650公里之遥，均属黄河冲击平原,一马平川，无山岭残丘阻隔，方向为西北往东南，符合我国自然地形倾斜的方向，与大的水流走势、走向吻合。在这片大平原上,截断并取直原有河道，使之一泻千里。在那没有GPS定位、三维空间设计的年代，我们的祖先，征服自然的过人智慧，实在令今人叹服。这又使我想到：现代的运河史学者,对大运河南线产生于隋代的质疑，实在有些无来由。宇文恺这位隋代大运河的总设计师,应可与贡、禹相左，比现代学者的智慧、有过之而无不及。唐代诗人皮日休，在那个朝代即认识到这些，有诗为证：“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河，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注十二
隋代大运河的选线，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规律，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宽，开凿仅用了150多天，这是有案可查的。那么，在以后塞而复通的疏浚中,需日几何呢？
查《宋史.河渠志》知：“隋唐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而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注五
靖康之年，汴京开封曾两度被金兵围城，正月被围困后，李纲率兵拼死抵抗。至二月，城仍未破，金兵恐生变故，烧杀抢掠后,撤回黄河以北。此间，开封城里，皇亲巨富，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带头，沿大运河争相南逃。沿途亦有残兵败将、散兵游勇,看着皇亲国戚、贪官婪宦，载着满船的细软、金贵之物，弃国而走，愤然决河放水，将船只搁浅，盗抢财物。这在纲纪已荡然无存的北宋之末，应属正常。
然而，当金兵北撤之后，北宋朝廷已风雨飘摇，如强弩之末，在沿汴民众流露失所的颓败局势下，通济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复通，这说明通济渠的开凿，遵循自然,修复较易，虽历五百年淤淀，仍能快速疏浚复航，且不需耗费太多财力。如在和平时期，劳力充裕，恐疏浚时日更短。
第九章 漕运功能的丧失与大运河的衰败。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漕运功能丧失，决定了这段运河的衰败。这在封建社会的宋元时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为“漕运”带有政治色彩，它维系着江山社稷。东西大运河的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它将被朝廷废弃，失去朝廷财力的支持，对以黄河是为水源的大运河来说，淤淀与浅涩，最终走向湮塞，当然是命中注定。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运河除漕运功能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功能。如：商旅、淤灌、排涝、军事、续引黄河之水南归东海等等。当然，封建社会里,经济功能没有政治功能重要；在封建社会里,经济是在自然状态下成长的，在财力分配上，统治者对经济成长的扶植，只能在满足政治统治之需后,分一杯羹。南宋、元、明、清时期，封建帝国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穷，何来财力与胆识，重振隋唐大运河雄风？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在被大宋朝廷废弃后，在走向衰败的不归路途中，仍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为沿途的地方、百姓，以及宋金贸易;宋金对峙中的兵马粮秣调运;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继续对江淮地区的剥削掠夺，甚至金灭亡后的宋元拉锯时期的，兵马粮秣调运发挥着作用。当然，军事用途一般史料都无详细记载。但是，难免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地方志中亦可发掘出一些史料。
总之，北宋灭亡之后，漕运功能丧失，就意味着被朝廷废弃，但废弃并不等于湮塞；隋唐大运河开始衰败，正向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大运河在衰败期，也同样存在着生命运行的轨迹,也同样在为东西南北的交流繁忙着。
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笔者多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地层剖面，及发掘出的遗存。宿州市城区考古现场出土的大运河瓷，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中称，（第三期）“五段中，碗、盘均内涩圈，是1999年新发现的，淮北市南宋（金）烈山窑的产品。瓶为上白釉、下黑釉，肩部斜书“仁和馆”款字，这种在瓶上书款的例子，在河北磁县彭城镇的宋代窑址中曾有发现。”“月白色均窑釉盘，是钧窑系南宋（金）时期产品，综观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窑口的烧制年代，将第三期五段定为北宋时期，六段定为南宋时期，第三期的年代为960～1279年。”以上所引该发掘报告，明确称：出土第三期六段为南宋（金）代作品。但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显系元代作品。
穆青先生在《彭城窑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艺术特色》一文中论及：“大约从金代后期起，彭城窑开始迅速发展，元代彭城窑产品主要以白地黑花为主，其中，以盆、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元代彭城窑的四系瓶产量相当可观，而同期观台窑遗址地层中，却只见梅瓶，未见有四系瓶出土。可见，河北磁州窑的四系瓶，基本上都是彭城窑生产的······颈肩之间安四系，系的形制绝大多数为上宽下窄扁泥条系。”穆青先生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四系瓶，书写各种“馆”铭的，有“太平馆”、“仁和馆”等。注十一
该文中的描述与所登照片，均与淮北柳孜码头考古发掘中，出土于一号灰坑中的第27号，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完全一致，（见照片11）另据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磁州窑文化丛书中马小青、李六存编著的《磁州窑四系瓶》；亦认为彭城窑始于金末、盛于元。1999年8~9月，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对彭城盐店、大庙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元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标本和残片；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早期的是椭圆形近似圆形，元代主要是橄榄形。这说明磁州彭城窑元代作品仍在大运河通济渠东段有流通。
也就是说，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时期，隋唐大运河在“衰败期”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
第十章 金代大运河运行的考证。
第一节、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外贸与转口贸易中的作用。
《金史》载：“皇统元年十月（公元1141年），都元帅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从此，南宋与金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后，不久便开始了互市贸易，金称“榷场”。榷场，乃“与敌国互市之所也”。注六 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对外贸易之“边贸”场所。
金王朝是发祥于东北的女贞族，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多山，农业一向不够发达。女贞人的林猎制品，需通过贸易来换取农产品，以维持生计，故金人的贸易意识较强。宋金的榷场贸易，还可为宋、金王朝补充军备物资和军费。
见于《金史》的榷场记载较多：“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公元1159年），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今商丘）。”注六
“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注六
“泗州场，大定间（公元1161----1189年）岁获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贯，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宋亦得课四万三千贯”。注六
“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注六
《宋史.食货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盱眙军置榷场官鉴，与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陕西榷场亦如之。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存盱眙榷场、余并罢”。注七 此处“官鉴”二字的含义应是设置出口验关机构的意思。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宋金贸易的榷场总少不了泗州和秦州，且有一段时间是仅置泗州与商丘（均在通济渠沿线）。1159年罢所设诸榷场，专置泗州，说明泗州榷场设置早于1159年，应在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前后。
宋金对峙时，泗州与盱眙隔淮相望，宋为盱眙军榷场，金为泗州榷场，对等设置。与榷场相配套的必然是运输（那时只能是水运）。泗州居淮河之北，汴渠穿城而过，如汴渠水运不通，往北输往金国的货物，便无法北上，金人岂肯在此设场，商人岂肯来此“榷货”？
载入《金史》的，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仅两个。一个是泗州场，从上面引文看，岁获增长很快，发展比较稳定，说明各方面配套较好。同时应是宋金贸易的最大榷场，才有资格作为代表载入史料。瓷器贸易，量大易碎，自古依赖舟船运输，泗州榷场的博易量最大，恐其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场有关。其他榷场或者不通水路，或者水运条件不如汴渠。
南宋与金对峙时期，淮河以北近半数汉民在金人 统治之下，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尚青”的汉人，依然对龙泉窑格外垂青。汉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对金人、民族压迫的反抗，表现的往往比较含蓄。北方汉人使用南宋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的精美器皿，既实惠，又寄托一种对宋朝的怀念，对金朝的不屑。这种消极的抵抗，导致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南方输入北方的瓷器剧增。这种情形，在大运河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瓷器辨认上，可以得到印证。以上南方四窑的瓷片出土量，均为大宗。另外，金代的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作品在隋唐大运河考古发掘中亦有出土，但量不及南方四窑，估计金朝输往海外的瓷器，亦承宋制，从泗州转口。运往扬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出口。
另一个榷场,年税收情况（岁获）的代表，是秦州场。而秦州，是金对西夏和吐蕃的贸易榷场，也应是西北最大的榷场代表。
南方各地的货物收购后，通过江南运河与邗沟，入淮河输往泗州场。交易后，通过通济渠、黄河、永济渠向北，渗入金的属地范围。而另一途径是：通过通济渠，经黄河、入渭水，遡往秦州场，转口西夏、吐蕃诸部，将西夏、吐蕃诸部的物资，再转口泗州场，输往南宋。(见附图三)
秦州（今甘肃天水）居于渭水上游，下游经西安，入漕渠与黄河相接，即进入隋唐大运河。秦州，历来是唐、宋王朝与吐蕃、西夏最大的贸易榷场，因为唐宋王朝加强军备的好马，产于吐蕃、西夏，秦州历来是军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蕃部马至，径鬻于秦州”注八鬻是卖的意思。宋金对峙之后，金地，隔绝了南宋与西北的马匹贸易，必须经金国转口贸易，南宋史料记载中，有关榷场贸易“输入的货物，主要是应选军器之物及犬马等”。注九，柳孜与宿州运河考古发掘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马骨所占比例，还应请有关专家鉴定分类。
《金史》所载的当朝最大的两个榷场，一个在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东端口，一个在隋唐大运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见附图三）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自然条件使然，是任何社会现象，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规。说明，同是中国先祖的女贞人，也有着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聪明才智。金朝利用隋唐大运河，建立了自己的外贸运输、与转口贸易运输的水运系统，同样也值得我们赞颂与纪念。
第二节．隋唐大运河在金代军事上的作用
先从《宋史》记载的南宋两次北伐，看金代通济渠的军事作用。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了宋金“绍兴和议”，南北战争出现了20多年的稳定时期。孝宗继位后，于隆兴元年（1163年），发动了“隆兴北伐”。五月初，宋将李忠、邵宏渊率军六万，号称二十万，渡淮河北伐金国，先克灵壁，再攻占虹县，乘胜打下了宿州，这即是战史上著名的，先胜后败战例“符离之战”。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镇江都统制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郭倪，率东路宋军不宣而战，先派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河攻泗州，宋史载：泗州有东、西两城，领军毕再遇，先佯攻西城，而自率勇士登上东城杀敌，东城金军弃城而逃，西城金军即降。五月初，陈孝庆部又攻占了虹县。消息传来，朝廷振奋，随即公开下令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东路军主帅郭倪，调兵会攻宿州，结果大败而归，随后又是屈辱的“开禧议和”。至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达成“嘉定和议”。
南宋的以上两次伐金，都是由盱眙渡淮，然后遡汴而上，攻泗州、灵璧、虹县、宿州。本来南方兵习水性，攻金渡淮又需舟楫，渡淮后遡汴而上，兵法上亦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见，金与南宋对峙时期，通济渠东段是通航的，否则，没理由屡次东路北伐，都是由此水路进军。
再从《金史》记载史料，看金代通济渠东段在军事上的作用。“贞祐三年（1215年），即迁于汴，时朝廷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1222年），遂于归德府（今商丘），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注十
从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1214年，金不抵元军，已由北方南撤，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对南方宋军亦需设防，因而，加强了宿、泗的军储。二是军储之粮来自陕西，陆运至归德府（今商丘）通济仓，中转集散；归德府新置“通济仓”，应与通济渠水运有密切关系，因为，往邳、徐、宿、泗漕粮，正分别走原通济渠的北线与南线。否则“通济仓”之名应叫“归德仓”，因为通济是一条运河名,而不是地方名。三是陆运费高民苦,宜改为载粮17.5吨的舟运，皇上同意。又在宿、泗州之间的灵璧县潼郡镇置新仓，委派后勤官员。四是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后，从黄河水运，可直达湖城（今宿迁），从湖城入濉水，经新开的长直沟，穿万安湖（今天井湖）舟运可入汴水，东下泗州，西上宿州。也就是汴渠（通济渠东段）两端分别在江苏宿迁、河南荥阳两处与黄河相连，形成环行水运网络，增加了调兵遣将、行兵布阵及军粮调运的保险系数。（附图三 金、南宋时期，黄、汴、淮航运图）
第三节 南宋输往金的“岁币”解赴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并每年向金交纳“岁贡”，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这一条约实施了20年之久。“隆兴和议”（公元1164年），在开禧北伐失败后，重签的条约中，南宋向金每年交纳“岁币”，银20万两、丝绸20万匹；“隆兴北伐”（公元1208年）后签定的“隆兴和议”，南宋每年向金交纳“岁币”，增为银30万两、丝绸30万匹，并一次性赔偿钱三百万贯。
从南宋立国，到金被元灭的107年间，南宋向金纳“岁贡”、“岁币”长达80多年。
入宋，自太祖始，田赋（税收）即实行了“时估折纳”，即实行“实物税”。那么南宋输与金的“岁贡”、“岁币”，也应是茶叶、陶瓷、农产品等实物形式，否则，还需再经贸易购物。女贞人缺的不是白银，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艺品和粮食。那么这些“岁贡”、“岁币”的大批货物，需移交解赴。
可以设想，交付地点应在两国交通便利的关口移交。金国绝不会允许南宋的船队，长驱直入，驶入腹地。而从宋金榷场贸易记载看，交通便利，又有验货（官鉴）关口、堆放码头、关防机构的，当首选隔淮相望的盱眙与泗州。解赴金国的途径，通济渠亦应是最理想的水道。当然，后人写《宋史》和《金史》，都不会将这些令国人屈辱的史料，详细记入历史，致使现在已无从考证，只能作此推论。
第十一章 金代小运河------长直沟考
查《泗虹合志》记载：“长直沟，泗县、灵璧交界处，金人曾整治过。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从长直集到渭桥，共长四十里，北通濉河，南泻灵璧之水归汴”。注十三《泗虹合志》成书于清光绪十四年，那时汴河的水运功能，已不值一提，仅从水利角度记载。但它仍是金代所开长直沟的雏形。同记载的还有“搜箭沟，在蟠龙山东、刑家山西，其水南北流，北归濉河，南入于汴。汇灵璧以上之水归洪泽湖。”此沟，也应是连接濉河与汴河的，较大的人工河流（见附图三），亦有可能成为运河。
淮北地区，习惯上称人工开凿的河流为“沟”，赫赫有名的如“刊沟”、“鸿沟”。金代的“长直沟”，既是人工开凿的，又用于水运。因此，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运河”。它北归于濉、南入于汴，并通过濉河在宿迁进入当时的“夺泗入淮”的黄河下游河道。上节谈到长直沟的开凿，沟通了濉河与汴水，形成“南汴北河”（黄河）的环形水运网络，在金国的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内循环运河系统，不愧是因地制宜，改造并发展了隋唐大运河的区域体系。金代的先人，仅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开凿的运河，就改建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再次证实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
历史造就英雄。“南汴北河”体系的形成，与当时形势所迫是分不开的。我们回顾一下长直沟开凿时（1215年）的时局：贞祐 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人的崛起，女贞人在北方丧失了大片土地，被迫第二次迁都至汴京（今开封），金与元的拉锯战，致使北方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已无膏脂可以榨取。金移都汴京后，政治上，需加强对黄淮地区的控制。军事上，必须依托黄河、淮河两道天堑为南北防线；在“南黄北淮防线”间，调兵遣将，粮秣辎重周转，只有依赖于汴渠。经济上，经营与掠夺的重心，都要转移到黄淮地区。在这种局势下，金统治者，不得不精心经营汴渠，改造运河的水运体系。只是事关军国大事，为保密起见，鲜见于一般史料记载，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
总之，隋唐大运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间，数被废弃，但略加疏浚，即能复航；在北宋末，宋室南迁后，因为失去了漕运功能，而被朝廷废弃，进入了衰败期，但仍为宋金的外贸与转口贸易发挥着作用。公元1214年，金被迫迁都汴京后，至金王朝覆灭的1234年的二十年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即汴渠），又进入了一个中兴阶段，由长直沟小运河，连通了“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金代的隋唐大运河，与宋代的隋唐大运河相比，可总结为：宋代主要是漕运，金代则为中国的东西交流、经济发展，发挥着更全面的、积极的作用。
注一《旧唐书》卷120 《郭子仪传》
注一：《旧唐书》卷156《王智兴传》
注二：《资治通鉴》卷292
注三：《十国春秋》卷一《吴太祖世家》。
注五：《宋史.河渠四.汴河下》卷九十四
注六：《金史·食货志五·榷场》 志第三十一
注七：《宋史·食货志》
注八：《宋会要楫稿》食货38
注九：《文献通考》卷20《市籴考一》
注十：《金史·河渠·漕渠》志第八
注十一：《中国古陶瓷研究》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辑
注十二：《全唐诗》卷615 皮日休《汴河怀古两首》
注十三：《泗虹合志》编撰江殿 许湘甲
第三部分 大运河的湮塞和“大运河瓷”
从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区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地层剖面看，大运河河床内，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层，多为黄色沙土层，土层色较黄，颗粒较大；文化层以上是淤积层，多为浅黄色和灰黄色沙土层。这是因为，使用中的河道，流速快，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则土多色淡。
在表土层以下，文化层以上，存在着2---3米的浅黄与灰黄色土层，说明通济渠东段的湮废，最终还是黄泛淤淀所致。
但是，黄河泛滥的洪水，是很难越过隋堤（大运河北堤），而进入汴河河床的。因为，通济渠开凿之初，便将北堤筑为御道，高与宽均超过南堤。自荥阳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与黄河比肩而下，河道几乎平行，南面是黄河，故汴河北堤常遭黄河南泛的威胁，为保漕运，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宽。至宋，汴河的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宽是两倍（北堤宽40米、南堤宽20米）。实际上，隋唐大运河的北堤，已经成为黄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黄泛如能漫过北隋堤，那么，到了汴河以南，便如入无人之境。但是，至今隋堤仍是黄泛平原，与河间平原的分界线；隋堤北，是黄泛沙土地，隋堤南，是沙礓黑土地。自古就有黄水不过隋堤之说，这种至今不变的土质与地貌特征，说明了黄河泛滥，未过隋堤。汴河河床上层的沙土淤积，应不是黄泛越过汴河北堤的淤积，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废后，上自荥阳汴口而下的黄河水常年淤淀，而又不再疏浚后，逐渐湮塞的。
第十二章 南宋与元拉锯时期的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在金代，虽因漕运功能丧失，而在历史史料中鲜于露面，但除《宋史》、《金史》的《河渠志》记载较少外，在《食货志》及《传记》的事迹中，发现不少蛛丝马迹，证明它仍在贸易、军事活动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那么金于1234年灭亡之后，大运河尚通否？
勾沉史籍，从姚汉源先生所著《京杭运河史》，元代所开济州河，以取直京杭（南北）大运河道的考证中，姚先生提到“南宋，泗、济流域分属金、宋，为近边争夺地区，常利用水道运军队，很少修治记载。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宪宗七年（1257年），东平守将严忠济的军队，南戎宿州、蕲县一带，和宋兵对垒，为了自东平向南运粮饷，恢复古代汶水由洸入泗，自泗南航的旧道”。从这段考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东平（在山东泰安附近）籍的严忠济部，戎守宿州蕲县一带，为转兵运饷，打通了泗、汶、洸、济运道，沿此水道可达泗水，泗水在1257年仍为黄河“夺泗入淮、夺淮入海”的通道。到宿迁后，可由濉水入长直沟（或搜箭沟），进通济渠，溯水至宿州，仍走金代“南汴北河”的环行水运网络路线（附图四 东平至宿州运粮图）。
由此推论，通济渠东段在1257年前后，应该还是可以通航的。
第十三章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
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黄河决堤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乃水尽，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荥阳的梁公堰注水，即可复航。更何况滚滚黄河东逝水，自隋开通济渠后，便仰此水路南归东海，自古水火无情，天皇老子也不敢说壅塞即壅塞。只是在1141年前，南宋与金拉锯时期，任洪水漫溢、以水代兵的情况还是有的，但那仅是权宜之计。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泻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他们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刊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翼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
隋唐大运河衰败期，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第十章中，已对金代运河的运行情况作了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在上一章中，我也已列举了金灭亡后，1257年南宋与元拉锯时期，严忠济部尚利用“南汴北河”的水运网络，调兵转饷。那么，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便于史实不符。
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宿州志》“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间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后，通惠河于大德八年（1303年）竣工。至此，江南漕船可直驰大都城内积水潭，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内陆运河漕运路线告竣，已不再需通济渠、永济渠，作为内陆漕运的备用线路，元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地废弃通济渠了。第二个原因是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八次，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理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规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走向，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上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金初，宋金拉锯战期间，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颖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
（4）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由于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黄河下游北徙，1325年7月阳武（今原阳县）决口，1335年封丘决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线溃决……自开通济渠后，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又改回北趋渤海，周而复始的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
（5）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无论出现夺泗、夺濉，还是夺涡、夺颖的入淮情况，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所谓的“夺”，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黄河漫溢、决口后，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节制荥阳的梁公堰，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历史上记载的“夺”，应是两河共流，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
（6）黄河之水改北趋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久被朝廷废弃，疏浚欠帐过多，河道浅慢艰涩，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河道已渐淤平，而刚刚因黄河北徙，而成黄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线）河道，则比汴渠（南线）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险），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选航线。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济渠的“北线”。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连接东、西。泗州入淮口遂废，南线渐被湮塞夷平，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
确切地说，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荥阳至泗州段（汴河南线）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间，最终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黄河北徙，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
第十四章 话说“大运河瓷”
通济渠通水、通航的时间界定后，“大运河瓷”的年代特征，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代的作品，可以认祖归宗了。“大运河瓷”始于605年，终于1325年，大约720年，“八朝荟萃”名副其实。时间界定后，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规律，为运河瓷的研究，截取了科学的空间。
至于“大运河瓷”的产地地域范围，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认识过程。已披露的大运河考古发掘有两次，一次在淮北柳孜，一次在宿州西关步行街工地，目前，在宿州市城区内的佳苑基建工地上，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主持，正在进行安徽省的第三次大运河考古发掘。据我所知，每次考古发掘，均能出土数十万件瓷片，对这些瓷片所属窑口的确认，是划定“大运河瓷”产地地域范围的关键。但这是一项工作量巨大，要求业务性强、知识面广、责任心强、时间长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仅仅按窑系的特征，认定窑口是不行的；仅仅按目前对古陶瓷产地窑口的认知程度辨别，也是不行的；还要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
但确认产地窑口，对认识大运河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对研究大运河史、黄河水利史、水运史、交通史，商贸流通史、八朝时期的陶瓷业发展史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我想，当这些基础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大运河瓷”的“百窑纷呈”局面，一定更加绚丽。如果再能绘制、复原出器形、纹饰、釉色来，那将能汇集出，造型古朴端庄,纹饰简约潇洒,釉色淡雅凝润,形态各异、博大精深的作品，成千上万，成为中国高古瓷研究的总汇。
八朝荟萃的“大运河瓷”，作为大运河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展示于淮北市博物馆中。她将是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不可或缺的专题展示，她将从一个侧面，雄辩的印证出我们先人的聪慧、英明、献身精神，和对人类发展、无与伦比的贡献。她用精美的陶瓷艺术品，这种生动诱人的形式，将当代游客，带入浩瀚的历史海洋，在鉴赏中，在美的享受中，了解漕引江湖，利尽东海的大运河，以及大运河为八朝炎黄子孙带来的兴盛繁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