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在整理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瓷器标本时，一块标有T8 ⑤ :54的唐青花瓷片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该瓷片通高4.3，推算口径为11，足径4.9厘米，为一青花小碗。（图一）、（图二）

大量资料证明唐代已成功烧制出青花瓷。由于大量用于外销，以致于在国内却很少看到，就连烧制唐青花的巩县窑址也难以发现青花瓷的完整件。因此，这块从隋唐运河遗址中出土的精美而珍贵的青花瓷片就显示了它独特的意义。

残片大约是原碗的五分之二，有天有地。口沿外撇，弧腹圈足，底足有明显的削痕，足的剖面呈“八”字型，修胎规整。碗内施满釉，碗外施半釉，下腹至足处涩胎，釉色白中泛黄。胎土细密、坚硬，瓷化程度较高，有少量气孔，呈米黄色。内口沿用钴蓝料点有若干大小不规则的蓝色小点，在蓝点的表面有用黄色颜料点涂的痕迹，色彩艳丽。碗内底用钴蓝料绘梅花图案，花蕊用黄彩点涂。蓝色呈色淡雅，黄色清晰亮丽，有晕散现象。此外，釉面有一层淡淡的哈蜊光，胎体的硬度已超过“唐三彩”的硬度，说明此标本已具备青花瓷的基本条件。

古代先民最喜欢蓝色，因蓝色在阳光下有极强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可以让人们通过视觉感受到。自然界中，蓝天白云的组合最为常见。而青花对白色的选择，从感观上讲也最为适宜。现代美学有一种观点，“蓝白两色相配是永恒色”，这与青花的蓝白两色可说是不谋而合。由此可以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产生青花瓷的主要成因。(许渭、《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艺术市场》2005年3月号)。

早期青花是先在瓷胎上施一层化妆土，然后用点、绘的手法直接用钴蓝料在化妆土上勾勒出简易的图案。如用于装饰的点、线条、草叶、花卉局部，再罩上一层透明釉入炉烧成，故有学者称为“釉中彩”。到了元、明时期青花瓷走向了成熟，其胎体坚硬、造型繁多、图案丰富、釉质细腻，这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青花瓷概念。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一个朝代，制瓷业也同样步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釉色品种五彩缤纷，新的器型应运而生。因此，唐代具备了烧制青花瓷的条件。其一，统治者吸取了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它在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制度。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中租佃制成分逐渐扩大，一部分地主不再参与土地的直接经营而定居城市，因此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从而扩大了工商业的需求。手工工匠可以长期在官府作坊中当长上匠、明资匠则由政府给以报酬，大大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进而刺激各种物质生产的发展。（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其二，有烧制成熟的瓷胎。由于唐代白瓷已进入了成熟期，这就更加促使青花瓷的早日出现。其洁白的衬底又映照出那色彩艳丽的效果。其三，唐代已掌握了钴蓝发色技术，创造了钴蓝在陶瓷釉彩上成色纯正的辉煌。钴蓝对窑内的火焰气氛要求很高，要以还原焰烧成。窑内温度的高低对钴蓝釉彩成色影响极大，温度过低，钴蓝呈色不纯正，温度过高，钴蓝呈色蓝中带黑。（张金彬、《唐代首创钴蓝辉煌》，《中国收藏》2005年第4期 ）。

这块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标本上呈现出鲜艳纯正的发色，也充分说明唐代先民们确已掌握了钴蓝成色技术。其四，有“唐三彩”之一的蓝彩作基础。“唐三彩”中的蓝彩有的已能独立构成一种简易图案。（图三）因此说，唐青花是在“唐三彩”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唐青花虽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被发现，但是真正引起国人重视是上世纪70年代。在扬州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唐青花盘和枕的残片后，冯先铭先生准确预测了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片的产地为河南巩县窑。从此，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唐青花的高潮，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对早期青花瓷的认识也渐趋统一。

这块标有T8⑤：54青花瓷出土的地层属于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地层分期的二期二段。与它在同一地层出土的还有Aa I 式平底敞口青釉碗、BCⅡ式寿州窑饼底黄釉碗、黄釉四系罐。（图四）其中，黄釉四系罐和河南偃师唐早期的柳凯纪年墓出土的四系罐造型相似。（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偃师唐柳凯墓》，《文物》1992年12期）。根据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称：“T5、T6、 T8三个探方的地层为隋唐时期形成，没被扰乱过”。报告在分期段落又称：“依据地层的叠压关系，遗迹与地层的打破关系和以瓷器为主要代表的出土器物的变化。可将柳孜大运河遗址分为三期六段。这三期地层关系明确，每期都有相对应的地层和代表性的遗迹与器物。” “综观第二期二至四段器物特征和各窑口所烧制产品的年代，将第二期二段定为唐代前期。”因此，这块青花瓷片所处的地层既没有被扰乱，又有众多窑口的器物特征和所烧制产品的年代以及确切纪年墓出土的文物作为佐证，毫无疑问，这块青花瓷片是唐代前期产品当是无疑。

    那么，这块青花瓷片在淮北柳孜运河遗址被发现有何意义呢？一是佐证了唐代就有外销瓷（包括青花）的论断。据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宰相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当时中国的商船从广州出发，沿今越南东部海岸线，经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向西，不仅可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上的诸小国，并可直抵波斯湾，到达大食重镇末罗国（今伊位克的巴士拉）和都城博达（今巴格达）。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的船只还曾到达过非洲的东北部，即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地。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中世纪时中国的瓷器。（王玉哲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而中东不少国家也都出土过唐青花瓷片。（许渭、《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艺术市场》2005年3月号。）这次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有全国二十多座名窑的大量瓷器及万余片陶瓷标本，而其中仅发现一块唐青花瓷片，这不仅说明这块青花瓷极有可能是唐王朝通过运河远销中东途中的遗失品，也说明唐代青花瓷器的烧成技术含量高使其生产能力受到了限制。而为了满足中东、西亚各国对青花瓷的需求而又要大量外销，因此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造成青花瓷产地虽然在中国，但国内却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