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亡于公元九0七年，梁太祖朱温称帝，立国号为梁，五代十国正式开始纪元。至宋太祖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共历53年。隋朝虽立国仅37年，但在陶瓷发展史上尚占有一席之地。后人对隋代白瓷、青瓷的演进和发展，器型及烧造工艺的特征、产地和窑口的记载都较明确，而五代时期，虽比隋代历史还长了16年，但其在陶瓷史中的地位明显不如隋代。
我想，这大概和隋代帝王在历史上，比五代时期的帝王，影响要大的多有关联吧。隋文帝杨坚开疆拓土，统一了中国；设官置署，奠定了中国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架构；首开科举，创立了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人事制度，他的机构和人事制度，一直被唐、宋、元、明、清历代所仿效沿用。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勾通了东西南北，为大唐盛世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杨坚流芳百世，杨广遗臭万年，不啻是中国历史上的两颗原子弹。而五代十国时期的53年间，却历经五个朝代，先后传了八姓十四帝，同时，还并存着十个诸侯国，它们占据着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除北汉附辽，自称“侄皇帝”，与辽国共同占据西北一带）。这一历史时期，似乎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朝代更换几乎达到十年一朝、四年一帝，朝廷统治仅及江淮以北的半个中国。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使这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研究陶瓷史和研究其他专业史一样，如果不先理清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社会发展史，就无法研究它的陶瓷史。因为社会的发展，陶瓷手工业的发展是沿着政治史、经济史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一、五代时期窑业大发展的历史背景
许多史学家面对纷繁复杂的五代史，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便往往将五代时期的陶瓷发展史一笔带过。有的把它作为唐代的一个章节，有的把它作为辽代的一个章节，我认为，这对于这个时代,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一短暂的朝代里，“景德镇窑”开始点燃的窑火，不仅日后称霸了世界，而且燃烧至今。在陶瓷发展史上，五代时期，还有著名的“秘色瓷”和“柴窑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陶瓷作品的巅峰制作！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但它们也同扑溯迷离的五代政治格局一样，至今云遮雾罩、面目不清。虽然近几年，围绕着揭秘“柴窑器”，又牵出了五代时的许多烧造贡瓷的窑口如：黄堡窑、宣州窑等，以上这些窑口足以撑起五代陶瓷史的门面，但仍未引起陶瓷史界的足够重视，仍未能还五代陶瓷史一个应有地位。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五代的主要瓷窑”一节，着重介绍了河北曲阳窑（宋定窑）、河南密县西关窑、浙江慈溪越窑的黄鳝山、燕子冲、瓦牌山三个窑址，江西景德镇窑的胜梅亭、西虎湾、湖田、黄泥头四个窑址。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唐与五代合为一章，在每节之后附带一笔，在介绍窑口时有：越窑、瓯窑、婺窑、越州窑、长沙窑、景德镇窑、密县窑、西山窑、巩县窑、萧县白土窑、铜山窑、淄博窑、邢窑、曲阳窑等十四个窑址。
笔者查阅了《中国全史。九。》隋唐五代经济史有关五代时期窑业的记载：“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含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亭窑为最。《中国全史》记载的六处窑址均在江南，《中国陶瓷》与《中国陶瓷史》所记五代窑址虽数量不同，但江南、江北各居一半。《中国全史》虽只记了六处窑址，但其中有广东潮州埠韩山窑和湖南岳州窑，《中国陶瓷》《中国陶瓷史》中均未述及。且《中国陶瓷史》中称“广东地区还没有发现可以确认为五代的青瓷窑址。”可见古陶瓷史界，对五代的陶瓷史研究，确实有待深化。其实，了解五代历史的都应该清楚，中国历史上，争夺朝廷(政权)就是争夺中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使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连年征战，兵戈铁马，人民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北方易碎的陶瓷，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既无市场，又无人愿意投入，窑场只能苟延残喘。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九个小诸侯国，隔岸观火，划地为牢、丰衣足食，渐入奢华。以致南汉国皇帝，连尿壶都镶满珠宝。这一时期，得到长期休养生息的江南九诸侯国，面对方兴未艾的世界陶瓷市场，全面继承了大唐帝国的陶瓷出口市场，为满足国际市场对中国陶瓷制品的需求，在窑业的发展上，有了长足的挺进。因此，我以为《中国全史》所记的江南六窑应较确切，应该还远不止于此。五代时期，除以上三本史料已记载的之外，偏安江南的著名窑口，还有“南唐官窑”宣州窑，产品号称“宣州雪”；生产了荆南名瓷高足碗的南平窑。江南窑口，应在规模和产量上，比江北的窑口有了质的飞跃。
纵观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走势和格局变化，可以肯定地说：该时期的窑业发展，无论在新建窑口的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南方都应超过北方，成为该时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主流。因此，研究五代陶瓷史，我认为应将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南方窑业的发展上，重点搞清该时期在南方各诸侯国区域内，新建窑口的位置、数量、规模、创新产品，及其在陶瓷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五代时期不仅出现了“秘色瓷”、“柴窑器”,而且，还创造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瓷种“青白瓷”。不但青白瓷在历史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它还衍生出历久不衰的“青花瓷”；从而，确立了景德镇在世界上的“瓷都”地位。这一新产品的出现，从研究瓷都---景德镇发展史的角度讲，它开启了世界陶瓷史上新的、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二、关于五代时期器型的复杂性
辨识五代作品的器型特征，一般较注重五出筋、五葵口、唇口、玉璧底或玉环底；盘、碗则多为花口，北方窑口出现穿带壶、倒流壶，南方窑口推出夹梁盖罐；执壶的流，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由圆短流，发展为曲流，但又较宋代的曲流短；胎料配比与成型工艺都有改进，碗盘盏盅的胎壁较唐明显变薄，器型也由唐之圆润肥腴，向宋之清隽瘦秀过渡。装饰上，越窑出现褐彩划花纹饰，定窑则较多“官、新官、易定”刻款。
唐、五代、辽、宋的制瓷业，在胎、釉、器型、工艺、纹饰等方面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但在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过渡器型，有何明显的界定，很难找到依据。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器型交叉，被错误断代的情况应当不少。因为五代时，窑业较为发达的南方九个小诸侯国，在晚唐藩镇割据时，即已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虽未公然称帝，但已自成体系，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受唐朝廷“官样”的影响明显减弱，皇家占统治地位的审美标准，由于诸侯割据而不再是一统天下，诸侯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烧造器形。
五代之后，赵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先得中原，而后南渐，逐步统一起东南各诸侯国的，各诸侯国在朝代的更替上，又多与北宋早期有一段交叉。大宋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已至第二代皇帝赵光义登基之后几年。南方青瓷的代表----越窑所在的吴越，一直延续到大宋立国十九年后才降宋。吴越钱氏传了五代，共85年，先后有32年与唐和宋交叉（五代仅传承了53年）。这些交叉的历史，客观上对严格界定相关朝代的作品不利，造成了五代器型在断代上的复杂性。
另外，江南诸侯国较多。五代时，南方虽相对兵战较少，但相互间依然有吞并割让之争，以致边界版图也屡有变更，州县更、废，亦多不可考究其详。加之文献中，对小诸侯国的历史记载又较简，在研究五代陶瓷史时，确定窑址的具体位置、所隶属的行政区划，确定准确的朝代纪年，亦即断代、断窑口上，都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关于五代时期的“柴窑器”问题。
关于“柴窑器”，因为至今仍是个千古之谜，只见于文字记载，而不能确认遗存。因而，对陶瓷界的权威、泰斗们，是个“慎谈”的题目。我在本章的开篇既已开宗明义，呼吁陶瓷史学家善待“五代”，还其本来面目，还她在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席之地。故笔者勇敢地将五代十国陶瓷史辟为一章。即便是抛砖引玉，也得提出几个课题，以启发大家的思路，逐渐构筑起“五代陶瓷史”的框架。由是，不揣冒昧，涉足了“禁区”。
关于“柴窑器”，虽后世有文字记载，为后周世宗柴荣所建官窑，但具体窑址至今众说纷纭。“后周”是五代时的最后一个朝代的太祖---郭威所立国号，世宗柴荣继承，他们励精图治、革除积弊、倡导统一，政治清明，是五代时最辉煌的一朝。可惜两代皇帝执政不足九年，但史界认为，他们为大宋的统一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周”世宗在位仅五年，平定中原后，先后攻取秦凤、三征淮南、收复三关、尽复江北大地，把五代初形成的中原与吴越，在东部以江淮为界的版图，扩大到以长江为界。首开了向南统一国土的先河。否则，后人记史时，不会对这一朝仅三代九年的政绩，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如对后周一朝九年，治世的大政方针和政局变化进行研究，我觉得，不论是郭威还是柴荣，都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兴趣去营造“官窑”，生产“柴窑器”。至于周世宗的儿子，年仅七岁，继位仅数月（是为恭帝），则更不可能去造出精美的“柴窑器”。郭威在位三年，刚一继位就“诏罢四方贡献珍馐”，“又罢户部营田务，解除租牛课税”，减轻税赋，让久经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说:朕起于寒微，倍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况且，其在位仅三年，象他这样的君王，恐怕不会在短暂的执政期，去营造什么“官窑”。
而传说中最言之凿凿的“柴窑为后周世宗柴荣烧造”之说，以我之见，亦不可能。世宗继位之初，即逢辽兵入侵西北，世宗御驾亲征，高平决战后，方始扼制了辽与北汉的进攻。之后，他革除弊政、惩治骄将、选贤任能、澄清吏治，这一治又是两年。待百姓稍事生息，他又率军亲征三年，“以治伐乱”，先后攻取秦凤、三征淮南、收复三关，最终病死在抗辽的征战中。在位五年，戎马倥偬、南征北战、食不甘味、席不暇暖，何来兴趣与雅致研究陶瓷容器？如说他在金戈铁马的选、养、造方面，有一定造诣，尚在情理之中。
古陶瓷烧造方面有建树的帝王，盛唐李世民、李隆基之唐三彩；偏安江南的吴越国钱氏之“秘色瓷”；昏庸奢华宋徽宗的“钧、汝、官窑器”；以及宋徽宗的儿子南宋高宗赵构，坐稳南宋小朝廷后，之烧造“南宋官窑器”。这些帝王均与世宗柴荣这种励精图治的初创期皇帝，在时局、喜好上，大相径庭。如世宗帝能再坐上个十年的金銮殿，此“柴窑器”到有可能出自他意下。仅此五年短暂的执政，时间上，实在容不得他造出惊世之作。
披阅有关记述古陶瓷的古籍史料，至今尚未发现五代、宋、元时期，有关于“柴窑器”的记载。去年曾闹腾了一段时间的欧阳修（北宋）《归田集》中，所记有关柴窑片断，后亦成为子虚乌有。目前只能确认，有关柴窑器的记述，仍是从明代开始的。精美绝伦的柴窑器出现后，长达五百多年未见史载，这实在是超出常理、令人费解的谜。
搜集一下“朱明”一朝的文献，笔者共发现在一十三人的著述中，论及“柴窑器”。现恭录于后，至于清及民国的记载，无非大同小异，就不再列举了。
1、曹昭的《格古要论》（王佐增补）：“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姓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2、文震亨的《长物志》“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未知然否？”
3、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焉者”。
4、田艺衡的《留青日札》“至吴越王时益精，臣庶不得用，谓之秘色，即所谓柴窑也。有云：若有看柴窑，雨过天青色”或曰“柴世宗时始进御也”。
5、高濂的《遵生八笺》“高子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则余未见之，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瓷也，而曹明仲则曰‘柴窑足多黄土’何想悬也！”
6、谷应泰的《博物要览》“昔人论柴窑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7、周履靖的《夷门广牍》“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8、张应文的《清秘藏》“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相同，但差厚耳。’
9、黄一正的《事物绀珠》“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10、张谦德的《瓶花谱》“尚古莫若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
11、谢肇淛的《五杂俎》“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12、徐庆秋的《玉芝堂谈荟》“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璧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
13、吕震等撰的《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
以上明代十三人的著述，仔细揣摩，没有一人明确称：亲见过柴窑器，大都称其：不可得、不复见、世绝无之，记事之人均为耳闻言传，道听途说。且以上文字均不属史志，可信度较低。清、民国的著述者，亦如是。亲眼所见而记之的，只有清朝的乾隆帝。载于《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的咏柴窑器御制诗有五首：其一《咏柴窑枕》“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其二：《咏柴窑如意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其三：《咏柴窑碗》
“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
其四：《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信久哉。”
其五：《官窑小瓶》
“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下视永宣兹又贵，由来品第鲜常衡。”
从以上御制诗文的字里行间看，清宫似有柴窑器典藏，乾隆帝不仅见过，而且还安卧过柴窑枕。但这五首御制诗所记载的所谓柴窑特征，与朱明时期十三人所著述的柴窑器之特征有的相同，有的相去甚远。明代的民间记述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足多黄土”，而乾隆帝的记述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色如海玳瑁”“都为黑色无青色” 、“足土口铜”；另一种是“过雨天青色”、“镜明纸薄”。
御制诗中的前一种，倒颇似吉州窑的作品。而目前已被研究者加入“柴窑器”竞选的窑口有：汝窑、钧窑、黄堡窑、景德镇窑、越窑，都属于后一类“天青色”型。
现代，国内、国外均有学者认为，较为符合史料记载特征的，应是景德镇湖田窑之影青精品。此种猜测，笔者不敢苟同。因五代时景德镇为南唐所据，不在后周的疆域之内。若为后周官窑器，起码应在后周的版图内，即应在江淮以北的中原之地。因此，如以景德镇窑影青器入选，只可能是小诸侯国的贡品，类似于越窑的“秘色瓷”性质。但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又无五代时，已作为南唐国贡品进贡的记载。
倒是黄矞的《瓷史》中有“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南唐后主犹好珍玩”“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皖南），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楞，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拭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真宣州窑器。”的记载。这里所说的今安徽宣州的古窑器，《景德镇陶歌》中亦有“嫩荷寒露透琉璃，缥色何如秘色瓷。昨晚月圆新试碾，宣州雪白凤州诗”的记载。
五代时的南唐宣州，现已发现的古窑址有：东门渡窑、泾县窑头岭窑、琴溪窑、繁昌县柯家冲窑等，究竟谁是正宗的南唐官窑“宣州雪”尚不可考。不过笔者倒是有幸，在宣州的一家古玩店里，觅得白釉水盂一只，为白胎、白釉、卧足，颇似“宣州雪”，接近定窑而不是定窑。
白釉卧足水盂 腰部最大径7.8厘米 高4.2厘米 口径2.7厘米 右图为底足。 |
白釉卧足水盂
腰部最大径7.8厘米 高4.2厘米 口径2.7厘米 右图为底足。
五代时江南的吴越国向中原进贡“秘色瓷”，南唐国向中原进贡“宣州雪”，当然《瓷史》也是成书于清代。笔者尚未见到更早的文献记载，是否与“柴窑”概念的产生如出一辙？也未可知。但笔者认为，如景德镇影青和“秘色瓷”可以加入“柴窑”竞选，那“宣州雪”、“吉州玳瑁釉”岂不也能忝列候选队伍？姑且作此猜测吧。最终，还需象秘色瓷出现法门寺地宫“金银宝器衣物帐”，那样的转机才能定论。
“世传柴瓷片，宝莹射目，光可却矢”（见《景德镇陶录。古窑考》）。柴窑已慢慢被后人演绎为“神器”，可避箭矢。大概是只有官窑才能造此神器吧？因为君权神授。中国历史上，后人喜欢把无主的功劳，记在他们所钟爱的君王头上，五代一朝，后人评价最高的，也就是后周柴荣皇帝了。后人遂把制造精美柴窑器的功劳，附会于他。这在历史上也有许多先例，如按这一思路考虑，寻找柴窑的时限，可扩大至五代十国的五十三年间，范围可增至中原及十个诸侯国的广大区域。但只能是后人演绎的所谓“官窑”了。
关于柴窑器系湖田窑烧造之说中，把影青的积釉泛青，理解为“青如天”；由此，我想到了五代定窑或邢窑也会因“积釉泛青”而有柴窑的“嫌疑”。
其一，定窑与邢窑，五代时均生产贡御之瓷，分别带“官”字款和“盈”字款，盈字款为皇宫“大盈库” 库房的简称，邢、定二窑，五代时均为贡窑，是有典籍可考的。
其二，邢、定二窑均居中原，属后周的版图，具有成为“后周官窑”的基本条件。
其三、五代时，邢、定二窑即已得到高度发展，而景德镇窑的青白瓷尚处于初创阶段。就产品质量而言，尚不能达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而邢、定二窑的质量，当时均应超过景德镇窑许多。不能把景德镇窑宋代的业绩，记到五代时的头上，而与柴窑混比。
其四，据考，定窑烧造工艺是在五代时，由燃柴改为燃煤的，俗称燃柴的窑为“柴窑”烧造，而定瓷中柴窑烧造的白瓷，在感观上，最大的区别就是泛青，而煤烧的泛牙黄色。柴窑烧出的泛青瓷器，在积釉处亦近似影青，有“青如天”的感觉。行内为区别新老，把柴窑所出器皿喻为“青如天”。天长日久，被后人演绎为后周官窑---皇家烧造---为神器---为真龙天子所烧造。。。。。。
这在古代，窑业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见诸文献记载，只能在民间口传言播，而渐被失真、神化，也是非常自然的变迁。在柴窑器没有揭秘之前，此假说，姑且也作为一种猜想吧。
柴窑器的寻踪，使众多古陶瓷爱好者魂牵梦绕，由是,产生出许多离奇古怪的猜测。这些猜想可为寻找柴窑，提供宝贵的线索，为“柴窑器”的最终浮出水面,缩短时日。它们也像歌德巴赫猜想、科学幻想、科学预言一样，为后人的探索揭秘、启迪思路,指点迷津。因此，我才不厌其烦地选辑史料，并与幻想者为伍，以期使“柴窑假说”更臻完善。
图为五代黄堡窑青釉深腹碗。残长12.5厘米。黒灰胎、青釉泛绿、满釉支烧。
四、关于五代黄堡窑
为区别于宋代的耀州窑，古陶瓷学界，将五代的耀州窑址称为“黄堡窑”。笔者曾数次赴铜川市调查耀州窑址。印象最深的,还是五代时黄堡窑作品的精湛和青翠。她的釉色之美腴、胎质之细腻，丝毫不逊于越窑的“秘色瓷”。黄堡窑在器型上，有官气十足的深腹碗，有聪明绝顶的倒流壶；釉色上，有酷似秘色的“艾叶绿”；胎料仍是单一的坩土矿石，虽经反复淘洗漂练而成，不属二元配方。但其胎质、胎色、硬度已几近南宋官窑的黑色胎质---铁骨胎。施有一层薄薄的化妆土，由内而外地泛出幽深古雅的艾绿色，光莹夺目，玻璃质感强，并开有细碎纹片；工艺上满釉裹足，用石英沙粒团支烧；先于定窑、景德镇窑，出现了剔刻技法的高浮雕纹饰。 五代黄堡窑青釉高浮雕牡丹纹执壶
这些到南宋才为其他名窑逐渐采用的制瓷工艺、技法，在五代时就集于“黄堡窑”一身，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历史上，一个窑口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已属不易，若两个方面同时有重大突破，必定会造出当朝著名窑器。而五代时的黄堡窑，不仅在器型、釉色、纹饰三个外在方面有重大突破，而且还在胎质、烧造工艺两个内在方面，同时有了重大突破，它的作品在 当期的陶瓷器中地位之显赫，可想而知。
初识五代黄堡窑的作品，她所给你的震撼，会使你顿悟，她之所以能突破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而兀树起“北方青瓷”的旗帜，形成“耀州窑系”；在宋代六大窑系中，能占有一席之地，是她的内在潜质之必然。
陕西考古研究所编印的《五代黄堡窑址》一书称：在发掘铜川第四中学附近的五代黄堡窑窑址时，共出土了十四件带“官”字款的青瓷碗、盘瓷片，多仿金银器造型。胎为灰色，裹釉支烧、制作精细、格调高雅、釉面莹润、开细密纹片。疑为古瓷书中记载的“东窑”或“董窑”作品。现有学者又疑为五代时的“柴窑”。笔者认为，五代时的黄堡窑，有此高档产品，而未见诸于史料记载，确实有让人费解之处。或者，当时被记为“柴窑”或“东窑”也未可知。但《宋史》中，确有耀州瓷器贡御的记载。五代窑址出土的“官”字款器皿，不仅明确表明该窑曾沾“官”气，而且曾为贡品、为宫廷御用则属确凿。
以上，我们从扑朔迷离的“柴窑器”，说到“秘色瓷”、“宣州雪”，说到有“饶玉”美誉的景德镇窑，疑为“董窑”的黄堡窑，这些古陶瓷历史上，至高无上的巅峰制作，难得一见的“神器”，都产生在五代十国的一朝五十三年间。这绝非偶然天成，它必定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应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
五代时期的战乱，造成了政权的频繁更替，可谓朝秦暮楚。五十三年间，五朝八姓十四帝，似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不稳定的时期。中原五朝的定都，摇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十个诸侯国又先后有十几个都城，这种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和迁徙不定，都将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窑业的发展。那么五代的制瓷业，究竟是如何在动乱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呢？又是如何化害为利、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五代时期窑业的辉煌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隋唐两朝，一统江山的稳定时期，长达三百多年。这一时期，中国的制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殷实的家底和空前的规模。同时，隋唐大运河将西部、北部窑业的生产，与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江都、明州、泉州相连接。中国陶瓷取代了贵重的金银器，占领了亚、非、欧的沿海市场，国际市场为中国的制瓷业，提供了丰厚的利润和积累，有了殷实的家底，使中国的制瓷业，逐渐产生了抵御市场萧条萎缩的能力。这是五代时期所接受的隋、唐两朝在经济上的传承。
2、隋唐两朝三百多年，制瓷业所形成的“南青北白”格局，以及以寿州窑为代表的黄釉，以唐三彩、长沙窑、鲁山窑、邛崃窑为代表的彩釉，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创新突破。如：白瓷烧造技术的成熟，匣钵盛烧技术的推广，彩釉技术的成熟，窑内气氛控制技术的日臻纯熟，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等，为制瓷业的推陈出新、研精创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五代时期所接受的隋、唐两朝在技术上的传承。
3、由于隋唐两朝在经济与技术上，为五代时期窑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窑主，在长达五十三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在生产萎缩、市场萧条的境遇中，得以苦练内功、禅精竭虑，研发精品。正是：是金子什么时候都会发光。唐代海运初开，海外市场广大，产量剧增，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熟练工匠也无暇精雕细琢，谋篇布局；在原料的淘洗捏练上，不能过于耽误工时，作品难免不精、不神，工艺亦趋向减化、程式化，以便于操作、提高产量。五代时期生产萎缩时，精明的窑主必然会精减小工，留住骨干技师，以图东山再起。而那些毕一生精力，痴心制瓷艺术的工匠，闲暇之余，可用心推敲、细心揣摩、反复试验、分析比较、日积月累，以为后来蓄势待发、一鸣惊人。战乱为中国的窑业，提供了总结、提高的宝贵机遇。
4、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虽然分裂为若干诸侯小国，但仔细研究一下，以上几个较有成就的窑口的地理位置，就会发觉，五代的分裂格局，其实对这几个窑口出口贸易运输的影响都是不大的。首先，越窑在吴越国的版图内，它的出口有自己的扬州港、明州港（宁波）；吴越与中原以淮河、长江为界，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尽在中原朝廷的掌控之中，越窑瓷器东出海外、西贡朝廷，运输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地处中原的黄堡窑，依旧按进京路线到达洛阳后，继续沿隋唐大运河东进，在泗州汴口或淮安清口，与吴越交割贸易，或假道吴越的刊沟、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出海贸易。
第三，柴窑如在中原，运输亦如法炮制。
第四，“宣州雪”和景德镇“饶玉”，均在南唐国版图内。南唐与吴越两国相邻，水运可沿长江东进，或在边界交割，或假道吴越的长江出海也很便利。与中原的黄堡窑一样，反正是对外贸易，通关验货多一次也是不能怕麻烦的。从隋唐大运河出土的遗存分析，五代时期大运河是通航的。唐代时，瓷器的国际市场已经打开，瓷器较金银器，在价格、性能、卫生安全等方面都较优越。国际市场需求很大，作为世界制瓷中心的中国，中原的战乱，使偏安江南的吴越和南唐，鱼利了海外市场，狠发了一笔横财。所以五代时，这两个小国都富得流油，绞尽脑汁造出贡瓷，孝敬中原朝廷，让他们别担心乖孩子，盯着逆子，狠狠地打、慢慢地打。
5、如果没有隋唐时期的积累和传承，没有已经开发成功的国际市场，五代时的窑业，就不可能取得如此神奇的成就，创烧出如此精美绝伦的作品。晚唐藩镇割据时的兵荒马乱已有几十年，加上五代一朝五十三年，公元九世纪下半页，到十世纪中叶，将近一百年，中华大地都处在战乱之中，一个成熟的工匠，是熬不过这漫长岁月、而再造辉煌的。他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象愚公移山一样，子子孙孙、口传身授。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虽历经战乱迁徙，哪怕失业改行、颠沛流离，那些有心的工匠，也不忘传承、光大这门手艺。所谓隐居深山、身陷囹圄，仍不乏著书立说，
苦练绝技之“痴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魂”，这是一种对民族文明的责任感，是先人们生命演绎和传递的意义。
五、五代时期的大运河瓷
为给五代时期的陶瓷史鸣不平，呼吁在中国陶瓷史中给五代十国一席之地，让“柴窑器”、“秘色瓷”、“宣州雪”、“饶玉”“黄堡窑”能够堂而皇之地入册在籍，以上，我用了很大的篇幅，为五代陶瓷史提供了一些资料。下面还是说一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大运河瓷”吧。
汴河（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在五代时期，虽已无漕运之要务（东南之地，已尽为诸侯之国，不再赋税），但650公里的汴河运道，却尽在中原帝国的掌控之中。即使作为通达政令的中枢、调兵遣将的水路、航旅贸易的渠道，五代帝国版图内的汴河，在这一时期的五十三年间，还是应该保持其通畅无阻地。况且，中国历代帝王，虽在诸侯割据、实际控制区缩小的时候，承认国力有所减弱。但不论何时，都未承认过主权的丧失，都要在交通上，主动保持与诸侯势力的沟通。
据《泗洪合志。汴河考》记载，“泗州与虹县皆跨汴而城，其上游灵璧、宿州亦然。”“旧州治西，有桥跨汴河，名曰汴泗桥”。泗州分为东、西二城，汴渠（隋唐大运河）穿城而过，注入淮河。古泗州城，沿汴渠两侧，均筑有城墙，活脱脱一个水上要塞，易守难攻，在汴口，若依汴泗桥设卡，即可控扼此水路。五代时，淮河之南为吴越国所据，吴越钱氏一向纳贡称臣，并非好勇斗狠之辈；吴越对中原，即无犯境之虞，又有粮草后援之需。因此，五代时，从中原帝国的利益角度考虑，没有废弃汴渠的理由。
只是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断，朝廷财力多用于征战，对通济渠难免疏于修浚，航道浅涩；加之，通济渠又是连接南方膏腴之地的黄金水道，常发生兵匪劫掠，航道失事较多。从形成文物遗存的角度分析，河道疏浚少，航道条件差、失事多，都是形成大量文物遗存的有利条件。尤其瓷器，既不是兵匪打劫的目标，又要杀人灭迹，那么这些笨重易碎的瓷器，便只能葬身水下。当年的殉葬品，成为后世的文物，正是古董的一条重要来源渠道。所以，五代历史虽短，大运河中遗存却不少。
我所见到的五代时期的大运河瓷，都十分精美，北方的窑口有邢窑、定窑、巩县窑的白釉、唇口玉璧底碗、五出花口的笔洗、穿带壶、夹梁盖罐，应多为出口外销产品。
上图：五代巩县窑白釉荷叶洗。口径20厘米 高8厘米 五出花口，三泥点足。
下图：邢窑白釉穿带壶 高17.4厘米 口径6.5厘米 底徑7.2厘米
穿带壶为五代典型器，底足墙的切削工艺，具有邢窑的明显特征。应为外销瓷。
下图：白釉唇口玉环底碗：口径13.2厘米。底足无釉，工艺精良，胎骨洁白、粉细。从工艺、胎质、釉质看，即不同于邢窑、定窑、巩县窑，也不同于磁州窑。
上图：白釉唇口玉璧底碗 口径15.5厘米 釉面有明显泪痕 胎质细腻坚致 应为五代时定窑所产精品。
南方的窑口有越窑秘色瓷的玉璧底碗、盘、盏，长沙窑彩绘碗、盘、执壶等，应多为供奉之物。
上图： 五代越窑的玉璧底碗，隋唐大运河出土。口径14厘米
下图：五代越窑玉璧底碗，从胎质和釉色看，应为慈溪上林湖地区中心窑场作品。
口径11.9厘米
下图与上图应属同一产地，都是隋唐大运河遗址沿岸征集品。作品十分工致规整，与北方的白釉玉璧底碗相比，明显小巧俊秀。
五代时期，地下大运河中出土的古陶瓷，在胎釉的烧造火候上，应是一个分野。五代时，北方一些窑口开始以煤炭为燃料，烧造瓷器，窑室温度高，瓷化程度高，但北方受战乱影响，产量较少，因而进入大运河的流通量也较少。而南方开始发达起来的制瓷业，因无煤炭开采，仍沿用木柴为燃料烧制瓷器，相对火侯较弱。那么，火候较弱的大运河瓷，胎体就不够坚致，釉面就容易沁入土、碱，边楞较容易磨损。
隋唐、五代时期的陶瓷器与宋、元时期比较，从胎釉的火候上一般应该较容易辨识。五代及其以前的大运河瓷，与五代以后的大运河瓷，从外观品相上区分，旧气比较足，行话说比较开门。五代及其以前的大运河瓷，大部分窑口的釉面溶融都不够足，玻化度低，釉面一般开有细小的芝麻片纹。在地下埋藏近千年，难免有土碱从片纹沁入，尤其在高倍放大镜下观察，釉面沁入的土碱十分清楚醒目。而宋代及其以后的作品，由于火候高，釉面玻化程度高，沁蚀少，辨认难度就大了。五代时火候的分野，应是鉴识大运河瓷的一个大的规律，要捻熟于心。
五代一朝瓷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手工业艰苦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她的不屈不挠精神应载入史册。这也是研究、编撰五代陶瓷史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