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儿飘零年复年，直与汴渠死相守。
料峭严冬，稚嫩柳丝，虽弱不禁风，却又迎风倾诉；柳絮随风散尽，却又年复一年。它像哀怨的冤妇，像质朴的农民，执著地诉说着汴渠的如烟往事。厮守了一千四百年的隋堤柳，终于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与柳江口码头的考古发掘,共同见证了汴河南线的存在，澄清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
其实，早在柳江口码头考古发掘之前，大量的证据就早已破土而出，只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遗存太过丰饶，使得熟视无睹的人们，没能及时破译它所携带的信息流。
她，就是“大运河瓷”。“大运河瓷”一定是产于大运河。运河是沟通水运的人工水道。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刊沟、江南河、永济渠，宋代始称运河。
中国的古运河很多，称之为“大运河”者，乃是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国之运脉。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及灵渠、漕渠、鸿沟、刊沟等隋以前的运河水道，应该说,这些水道多为中国分裂时期的产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们是区域性的、封闭的水运系统，是阶段性的探索成果。
没有大一统的江山为舞台，怎能打造出顶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时势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统一中国后，才有足够大的疆域筑起万里长城。后经两汉而三分天下，历魏、晋、南北朝，隋再统一中国，才又有了足够大的疆域，开凿“横亘东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两位统一江山的疆土开拓者，一个用确保北方安全的长城，成全了汉朝的文治武功；一个用四通八达的大运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统一下的中国，才有可能打造中国的运河之最、世界的运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类的奇迹。
大运河始凿于隋，以隋朝都城西安为起点，呈“扇形”东南、东北展开，1.
沟通了海河到钱塘江的五大水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元明清时，由于政治中心北移，为了满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费，因漕运需要，在原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经不断改线、改造，收缩为以北京为起点、杭州为终点的,南北“线形”格局。
在运河史上，隋唐大运河才能首先冠之以“大”,它是运河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以足够的“大”，撑起人类的奇迹，京杭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相比，“小”了九百公里。
大运河之“大”，还体现在“意义重大”上，在汉语词典中，重要也是一种“大”。隋唐大运河的意义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个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运河时期，便只顾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粮”。
漕运，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功能，运粮看上去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实际上却是政治行为，因为古代的漕粮，就是中央的财政调拨，是实际可用于分配的财力体现。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粮便成了稳定大局的先决，成了维系封建统治的悬丝。由是，自隋到民国津浦铁路竣工前，大运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赖以存续的漕运水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唯此为“大”。
打开中国的三维地图可见，西北高、东南低，故我国河流多为东西向，而极少南北向，在水运占主导地位的古代，通过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如此之大的水运网络，这在那时的世界上，是无人敢望项背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智慧，也是大运河能够成为世界遗产的根本所在。(附图 隋唐 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对比图)
从地形和海拔标高上分析，隋代选择以洛阳为转折点，向东南、东北成扇形展开，来开凿通达杭州和北京的运河，是最为科学、合理的。第一，利用黄河水源为主水源，流量可行；第二，利用自然落差调控高度，流速可行；第三，施工难度小，投资少，以人力开凿为主，技术可行；第四，扇形展开，沟通五大水系及其支流，形成的水运网络，比线形连结科学有效，交通覆盖范围合理；第五，东南漕粮，赈济西北，（即现代的南粮北调），非独供京都，分配合理；第六，沟通“丝绸之路”，对外开放，功能多样；第七，大运河2.
构成的大网络、大格局，对国家经济来说,是促进大流通、大规模、大发展，贡献巨大。
而从北京至杭州的直线形收缩，从系统网络上讲,不科学、效益低。从技术上讲,地貌北高南低，水量是北少南多，自然落差与水流量成反向，无法形成自然径流，故只能在技术可行后，通过筑坝建闸，蓄水坛流，越岭穿山，勉强通航。京杭运河史表明，从元至明，长达数百年，修筑无数次，截流引水，几易路线，依然航道艰涩，难以为继，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基本改造成功。当然它同样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但是,为什么元代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劳民伤财，勉为其难呢？究其原因，还是国运衰败、国力孱弱，封建帝国雄风不再，仅能苟延残喘所致。
回顾历史知道，隋唐统一后，盛世帝国、万邦来朝，库府充盈，开掘大运河，主要是为了,通过通边达海、以对外交流，遣兵应急、以强化统治，流转百货、以顺畅贸易。当初，南粮北调的漕运功能并不强，盛唐时，年漕粮仅20万石，除供朝廷外，还沿永济渠北上，赈济北方灾民；安史之乱后，至唐末藩镇割据，北方受长期战乱影响，民不聊生，严重缺粮，隋唐大运河的漕粮功能才逐步加强，历史记载，唐晚期为年漕粮230万石。
宋王朝统治三百多年,积贫积弱，先后被辽、金、西夏、元骚扰掠夺，边事屡战屡败，割地赔款，甚至向辽、金纳“岁币”。宋朝多代无能皇帝，为延续统治、笼络人心、大肆封官行赏，造成滥职冗员，赏赐无度，国用日巨，不得不加强对东南富庶之乡的掠夺，至北宋大中祥符时，年漕粮已坛至700万石，至此，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已发挥到极致。正是：“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注以致从此开始，大运河几乎仅保此一项功能了。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京杭大运河的改道，更是仅顾及漕运一事，以应稳定统治之急需了事。
其实，如按合理布局，京杭之漕运，走海运线最为经济，可省去京杭大运河，穿凿山岭、筑坝建闸、蓄水引流之巨大投资，无奈兵弱船小，海运安全不保，只得缩回内陆，最终导致，耗资巨万，几乎与沿海平行,再凿会通河，以赴漕运之急。
3.
如果，客观地、历史地比较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变迁，评价南北大运河与东西大运河的作用、贡献，我不得不说,它的作用，是从促进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逐步走上了维持统治、苟延残喘的末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史，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东西大运河的扇形结构，优于南北大运河的线形结构。
由于黄河泛滥，淤淀的黄沙，将隋唐大运河的部分河道,瞬间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被自然灾害，用窒息式的方式与世隔绝，并完好地将大量信息保存下来，这条遁入地下的大运河，用大量的文物记载了运河昨天的信息。它们忠实地记录下大运河的隋唐宋历史，记录下大运河:枢纽四面八方、融贯东西南北、流转山泽百货、调遣官商兵旅的历史。
这条地下大运河，在现代田野考古的发掘中,已以不争的事实，了断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终结了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这次成功的考古发掘，就是一九九九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安徽省淮北市柳孜码头考古发掘”。
现在的柳孜村，就是当年大运河边的柳江口镇，发掘出土的石码头、八条唐代沉船，以及大量的陶瓷器及瓷片，第一次以严谨的田野考古成果，证实了隋唐大运河的走向，及当时舳舻相继、纲运繁沓的，大运河水运状况。尤其是堆积如山的“大运河瓷”片，作为不朽的信息载体，揭示了隋唐宋元时代，大量的信息流。
“大运河瓷”，勾画出了隋唐大运河，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从长期出土的“大运河瓷”中，可以辩认出：北有辽瓷，南有厦门同安窑瓷，西有西夏瓷，至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内的唐宋各大名窑，更是应有尽有。
“大运河瓷”，折射出了隋唐大运河当年，神通广大的国之运脉功用。如果说，柳江口码头的发掘，仅仅是了断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历史悬案的话，那么“大运河瓷”的研究，远比解决历史悬案重要的多、有价值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运河瓷”的发掘，才是九九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真正核心所在。
4.
地下大运河，以瓷片为主要载体，记载了大运河前七百年的历史；地上大运河，用现貌反映了大运河后七百年的历史，“大运河瓷”记载的信息流,可担纲佐证大运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注：《全唐诗》卷508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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