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石窟寺是文物的重要类型。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庞大，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特色，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8月19日至21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外石窟寺保护研究专家聚焦“助推‘丝路文化’交流，筑梦‘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进行广泛研讨，助推“丝路文化”交流走深走实。
多学科交叉探索石窟寺保护技术
长期以来受地质构造、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影响，石窟寺存在裂隙、风化、水害、失稳、生物侵蚀等多种病害，威胁其永久保护和永续传承。
近年来，聚焦石窟寺保护关键技术，文物保护工作者进行了保护研究和探索实践。
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刘家峡水库岸边，独特的库岸环境显著影响着炳灵寺崖壁的风化过程。
“结合工程地质学和地球化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开展了详细的现场调查和室内试验，研究库岸环境对炳灵寺崖壁风化的影响。”长期从事地质工程、岩土工程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谌文武介绍，研究深入剖析了库岸环境中水文季节性变化对石窟的影响，加深了对中国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区石质文物风化机制的认识，为石窟的科学保护和有效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闫宏彬以云冈石窟第4窟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调查、科学表征、原位监测、模拟实验、模型构建、治理技术研究等工作，对石窟寺的病害类型、分布特征、成因机理、治理技术等进行全面分析。
“研究表明水、盐、温、湿等因素作用下物理风化是石窟寺风化主要因素，胶结物水解是石窟寺风化主要的化学机制；发现并建立了影响石窟寺风化的第五种水——山体与大气水汽交换的数值模型，并首次用FDR设备实现了对它的定量测量，为我国石窟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闫宏彬说。
四川石窟寺（摩崖造像）以数量多、类型复杂、内容丰富，特别是晚唐至两宋石窟寺是我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与西北地区的石窟寺所处环境不同，四川石窟寺地质单元复杂，气候潮湿多雨，水源和水的运移复杂多变，雨水、环境水、地下水等通过各种裂隙渗入岩体，由于裂隙分布不均匀，使水的出露高度、水量大小有很大差别，它对石窟寺的保存危害极大，也很难治理，且石窟现存病害基本都与“水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水害的防治，古人在石窟开凿时对水的危害就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在广元、安岳等石窟崖壁上保留许多排水槽、窟檐柱洞等遗迹。”四川博物院二级研究馆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韦荃介绍。
石窟水害的有效治理，几十年来文物保护技术人员不断研究实践与探索，总结出一系列石窟水害治理的方法。
“水害的治理靠‘堵’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采用拦、引、截、排、疏的保护思路，让水的运移远离石窟核心区域，并科学合理地建设保护性窟檐，是水害治理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韦荃认为。
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开凿于南宋绍兴（公元1143—1153年）年间，造像集雕刻、彩绘、贴金于一体，是中国宋代道教石窟的重要遗存。舒成岩摩崖造像在长期自然应力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存在石质风化、彩绘脱落、金箔开裂等多种病害。
“2019年至2022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合作，采用传统工程地质勘察手段查明病害原因。”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介绍，我们开展了保护材料和工艺现场试验，形成了较完整的保护修复思路，遵循现状保护，对发育病害进行必要的干预和预防性保护，确保了造像安全，有效地维系了舒成岩摩崖造像的原真性，促进了中意两国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技术与经验交流。
奉先寺，原名“大卢舍那像窟”，是龙门石窟雕刻最大、艺术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其保护历程可追溯到开凿时期。
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开展日常维护、环境及病害监测等工作，并于2021年启动新一轮保护工程，重点治理危岩体和渗漏水病害。
“我们对奉先寺区域较大危岩体采用锚杆锚固和圈梁加固，并设置被动防护网拦截落石；在奉先寺顶部岩体碎裂区域铺设主动防护网，防止小块岩石脱落。通过山体裂隙灌浆封堵、增设排水沟、设置滴水檐，有效治理正壁水害。”龙门石窟研究院保护中心主任马朝龙说，工程施工期间，龙门石窟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对奉先寺本体区域开展了详细而全面的病害调查评估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和成果，如造像体表发现金、银等元素，发现绿色、红色、黑色颜料；初步确定奉先寺部分造像使用琉璃作为眼珠等。这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不仅保障了奉先寺文物的安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生物因素已成为当前威胁不可移动文物长久保存和展示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如动物在文物本体上营巢、繁殖、啃食、排泄等行为严重威胁到文物安全；植物借助根系生长和膨大产生的机械外力，破坏土遗址等文物的结构稳定性，根表分泌的酸性物质对文物表面产生腐蚀作用等等。
生物膜是附着在表面被自分泌的细胞外聚合物包裹的微生物群落。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弗朗西斯卡·卡皮泰利对生物膜以及微生物与文物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重点研究。
“不能单纯地认为生物膜是文物劣化因素，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微生物保护的各种机制，包括阻止劣化因素和隔离自由水等，研究表明生物膜也可以对室外石质文物起到中性甚至保护作用。”弗朗西斯卡·卡皮泰利说，建议培养修复人员了解生物保护的新概念以克服石质文物现在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极其重要和紧迫。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汉龙团队也关注了微生物技术修复、加固土遗址和石窟遗址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宏观和微观实验，验证了微生物矿化修复方法在石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修复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为石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修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到目前为止，该技术已应用于大足石刻等保护工作。
“通过对石窟寺、古代壁画彩塑、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生物退化及防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敦煌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汪万福介绍。
“对甘肃12处石窟寺112个典型洞窟的调查结果表明，动物病害率在40%—100%之间。病害动物包括昆虫纲8目、19科、27种，鸟纲6种，哺乳纲5种。”汪万福对研究团队建立的甘肃石窟寺中栖息动物数据库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敦煌研究院研究团队通过制作模拟洞窟和模拟壁画，系统研究了损害莫高窟壁画的优势昆虫-仿爱夜蛾成虫排泄物对壁画的损害，以及其对不同颜色的趋性及影响程度。
“我们联合兰州大学、国际生物腐蚀与生物降解学委会（IBBS）等单位成功举办二届文物的生物退化及防护国际学术会议；联合国内相关专家共同编撰《文化遗产微生物》专著，就文化遗产微生物学学科构建的设想进行了探讨，2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成果进步一等奖，平台建设质量明显提高，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汪万福说。
致力于研究激光光谱学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应用的塞吉巴黎大学文物保护科学家文森特·德塔尔认为，遗产科学的核心是检测分析、保护修复和预防性保护，预防性保护关注的重点是通过环境控制、妥善保存和定期监测等措施减少或防止文物的劣化，而保护修复包括清理、修复和加固受损文物等直接干预措施。他建议专家们更多关注，未来的方向包括研发新材料、3D 扫描和虚拟现实等数字保护技术，以及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公众参与度。
石窟寺考古系统开展
石窟寺考古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分析、研究与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的学科，包括应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对石窟寺本体、窟外建筑遗迹和相关寺院遗址进行野外调查、发掘、测绘、记录，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的石窟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
开展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构建石窟寺考古学文化序列是当前中国石窟寺考古的主要任务之一。
天王堂遗址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崖顶平地上，在原敦煌城往返莫高窟的步道南侧。
2022年至2023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天王堂外围进行系统发掘，将天王堂主体建筑遗迹完整揭露，对其院墙、础石、花砖地面等结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基本明确天王堂是一处坐西朝东、外围院墙、内铺花砖的整体性宗教建筑。
“天王堂周边新发现遗迹共5处，包括2处佛堂、3处塔基，同种类型的遗迹在结构上均有所不同，保存较多佛事活动痕迹，并出土大量塑像、壁画残块、木构件等遗物。”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说，天王堂遗址区现存遗迹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相互之间关系复杂，尤其是新发现的佛堂类型遗迹，与莫高窟现有宗教遗迹形式不同，应引起重视，并对其展开系统研究。
近年来，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组织开展了龟兹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对这一地区石窟寺的数量、分布和保存状况有了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
“配合石窟加固工程，我们对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9窟、玛扎伯哈石窟和台台尔石窟部分洞窟进行了发掘。”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馆员苗利辉说，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洞窟类型，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修正和补充了我们此前对龟兹石窟的认识，为认识龟兹石窟的洞窟营建，形制和布局变化，寺院生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我们还将开展龟兹石窟区域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多学科研究，尝试对龟兹古代自然环境进行复原。
田园子石窟、薛李石窟、柳州城石窟、申家山石窟……2017年以来，陇东地区石窟新发现不断。
“其中田园子石窟规模较大，现存4座洞窟，洞窟形制多样，有佛坛窟、三壁三龛窟等。”参与考古研究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吴荭说，这些小石窟集中在泾河支流蒲河流域，对于认识蒲河流域北魏石窟面貌提供了珍贵资料，填补了蒲河流域佛教石窟艺术的空白。
谈到具体的收获，吴荭娓娓道来，田园子石窟4个洞窟，形制、题材、造型等接近，但又有差异，反映了洞窟开凿有先后，且前后相继。更为重要的是其洞窟形制到内容都反映出与云冈、龙门等东部地区石窟的紧密联系，是中原风格西传的重要实例。薛李石窟从洞窟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方面深受云冈石窟二期洞窟的影响，且其介于云冈石窟和河西地区石窟之间，反映了蒲河流域是古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
在石窟寺考古的方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利群建议，石窟寺考古应充分吸收史前聚落考古和汉唐都城考古的技术、方法和理念，将石窟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逐步完成石窟寺集中分布区域的考古调查，选择重要石窟寺窟前遗迹、寺院遗址及相关的遗存开展考古发掘，重点解决石窟寺环境景观、整体布局、功能结构、宗教信仰、艺术特征、传播路线等，探索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发展谱系，以考古材料为依据构建中国石窟寺发展史。
敦煌石窟寺考古测绘的百年变迁见证了科技与学术融合的深厚历程，从最初的手工测量到现代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引入，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石窟寺的精准记录与保护提供了坚实支撑。自敦煌石窟寺被发现并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以来，考古测绘工作便成为理解其历史、艺术及文化价值的重要手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出现，敦煌石窟寺的考古测绘工作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该技术以其高效、快捷、精确的特点，极大地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效率和准确性，为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主要从事石窟寺考古测绘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吕文旭介绍，在《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测绘过程中，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高精度坐标的“点云”影像，结合电脑制图和专业测绘人员的辨识描绘，实现了对石窟的全面、细致记录。
石窟寺考古报告是石窟寺保护研究、弘扬和展示的基础。
今年年初敦煌石窟寺考古报告全集的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问世。
多年来一直研究美术史和石窟寺考古的文物出版社编审、图书编辑部主任黄文昆深度参与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黄文昆很自豪。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辑出版越来越受到重视，黄文昆建议，在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中，要进一步加强对石窟寺考古报告重要意义的认识，需要关注产生于考古调查同一过程中的报告文本、测绘、摄影三个环节的有机融合；考古调查中资料、数据的准确、可靠，是报告科学性的切实保证。洞窟文物的测绘，当前应尽可能基于三维激光扫描的方法，而以摄影测量或其他技术甚至手工测量作为补充。
石窟寺遗址价值多维度展示
基于游客承载量建立分时段、分类型的精准调控预约制度，融合文物数字化和敦煌学最新研究成果，加大讲解团队培训力度，持续优化“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洞窟”的莫高窟展示利用模式，有效平衡保护和开放的关系……敦煌莫高窟展示利用模式不断优化。
“针对游客激增与日益增长的文化体验需求，建设集主题影院-文化体验-服务保障为一体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二期），可有效缓解高峰期客流压力、减少游客洞窟滞留时间的目标，为全面提升石窟寺游客服务能力、丰富参观体验奠定基础。”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
打造基于华为河图平台的虚实融合“飞天”专题游，实现实体洞窟与虚拟体验有机结合的全新参观体验；构建“全真”场景“数字藏经洞”，实现海内外敦煌文物“重聚、重塑、重现、重生”；研发“云游敦煌”“寻境敦煌”等数字品，“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构建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一站式”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敦煌文化立体化展示、活态化传承持续推动。
巴蜀地区石窟造像浩瀚，是中国石窟造像延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的地区之一。
以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为代表的重庆石窟寺是中国乃至世界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
“重庆全面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坚持系统性保护、创新性思维，探索建立‘以大带小、系统保护、有效利用’的管理模式。”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副主任幸军介绍，重庆全市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均对公众开放，大足石刻成为精品旅游线路，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文物医院和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开放，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云游大足石刻”数字文旅项目正式上线。
2022年重庆市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正式签订了《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近日《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已初步完成。
“规划将吸引力、带动力强的石窟寺作为核心园区，结合石窟寺点位分散、依托于自然环境地貌的特点，在公园展示上，把石窟寺和周边的建筑遗址、山水环境、古道聚落等进行一体化的展示设计，并辅以展示设施的创新设计，对石窟寺背后的历史故事、艺术创作、环境营造做更深入的解读。”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分院总规划师杜凡丁介绍，除了石窟寺本体以外，公园还尽量开辟了新型的展示空间，推动更生动的展示方式。如结合川渝两地的各级博物馆以及石窟寺现场的展示馆，设置石窟寺数字化、科技手段展示。
任何一个石窟寺都可以看作是一处文化景观类型遗产。与石窟寺类似的还有山川、梯田等文化景观。麦积山石窟是由空间、窟龛、造像、壁画共同构建的有机整体，是当之无愧的人与自然的杰作。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天铭正探索着把文化景观理念引入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修编工作中，将保护对象置于庞大的时空背景中考量，重现自然与人文的互动关系，深化价值发掘、阐释展示的多层次方向，多维度展示石窟寺遗址价值，让每一处遗产都“活”起来。
（徐秀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