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推进文物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文娱联合承办的“探源中华文明”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线上播出第六期。本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主讲《“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初步思考》，以具体实例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进程。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独立、也有对外交流通道的地理空间内孕育发展，同时又有西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等多条大河分布南北，自然环境较为复杂，所以这个文明从最开始孕育的时候就表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是中华文明特别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关注内容之一。
一、中国史前多元文化
距今10000年前，“农业革命”发生之初，各地就有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长江流域的先民开始有意识地大规模采集野生稻，同时可能伴随干预野生稻自然生长的行为，即水稻的驯化栽培，早期稻作农业由此逐渐产生。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就发现了早期先民采集利用水稻行为的证据。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发现大量具有人工栽培形态的炭化稻谷，显示更大规模的水稻驯化行为。上山文化同时出现精美的彩陶，以白彩绘出类似太阳纹、类似八卦符号的几何纹等来表现他们的观念，充满艺术创造力。
距今8000年前后，进入更为灿烂的文化发展期。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与袁隆平先生培育驯化水稻的安江农校隔水相望，同样具备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白陶也是其特色，器表戳印神鸟、带獠牙的兽面纹等图案表现精神信仰。
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的先民开始接受来自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生活方式。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均浮选发现稻米遗存。贾湖遗址出土有音律相当精准的各式骨笛，出土龟甲上刻有图案或符号，有些符号甚至与甲骨文相似。双墩遗址许多陶碗底部刻画有不同图案符号，可以推测的是，陶碗扣过来，就像天的形状一样，圆形的碗底类似天的中心“天极”，所有的星辰围绕其旋转，这可能是当时先民的天极信仰。而这样的稻作农业甚至可以再往北，沿着淮河一些支流可以深入到山东地区。
贾湖骨笛（图源《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目前来看，北方旱作农业最早发生区并非处于传统的中原地区，而是更靠北的燕山南北地带。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发现距今约9000年的炭化粟和黍。河北西北部的尚义四台遗址发现成排半地穴式房址，遗址部分测年数据达到距今一万年左右，那是我们这个文明最早的明确的定居聚落。这种定居生活与粟作农业在北方地区初步发展密不可分（耕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田间管理，客观上降低了人群流动性）。距今8000年以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出现相当成规模的聚落，周围有围沟环绕，聚落里面会成排分布的房址。玉器成为兴隆洼文化突出的文明因素，发现有玉玦等装饰用品，同时存在较为复杂的居室墓，一些重要人物埋葬于房址里面，体现出对祖先的敬仰。
由此可见，在农业起源初期，中华大地就呈现出多元发展景象，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要素。
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社会得以显著发展。首先是各地区人口明显增长，遗址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环濠聚落，内部房址据其分布可大致分为五组，每一组都有大中小型房址，大房子门道指向聚落中心广场，显示出有意识的组织布局和宗族组织结构。仰韶文化早期被命名为半坡类型，彩陶纹饰常见各种鱼纹，甚至是人面鱼身形象。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有件尊形器，上面刻画由鹿、鸟、猪勾连在一起复杂图案，有种解释认为这是对天象的表现，不同动物形象分别代表不同的星宿。长江流域，是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发现距今6000多年河姆渡文化的水稻田，面积可达几万平方米。
距今6000至51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一个灿烂的转折期。苏秉琦先生指出这个时代就是中华文明真正开始形成的时期，像是满天星斗一样的灿烂态势。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以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构建起超越一般氏族社会的更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古国”社会。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红烧土堆积以及人工铺垫的碎石区构成规模宏大的公共仪式场所。2007年发掘的第23号墓是遗址目前所见墓葬规模最大者，随葬品300余件，其中玉器约200件，包括数量众多的玉、石钺，墓主应是凌家滩及其周围聚落的重要领导者。象征宇宙模型的玉龟、玉版成为当时天极宇宙观信仰的反映，凌家滩玉版刻画有两重圆圈，内圈刻画有八角形纹，四周伸出8条像绳索一样的纹饰结成类似天网的宇宙结构，玉版中心八角星纹类似天极中心，日月星辰围绕其旋转。《天问》记载：斡维焉系，天极焉加？这是屈原对“天极安放何处如此稳定”的发问，遗址出土的一件玉鹰可能给出凌家滩人的一个答案，这件玉鹰背部同样刻画有八角形纹，像是神鸟背驮天极，维持着天极稳定。玉鹰翅膀两端刻画为猪头形象，有的学者研究认为猪实际是北斗星的象征，是北斗之神。凌家滩目前出土有6件玉人，双手捧起贴在两肩，眼睛眯起，双腿弯曲，像是处于一种与神灵沟通的状态。这样的玉器产生，表明凌家滩领导者对宇宙观知识的掌控，并凭借此类知识展示他们的威望。
凌家滩07M23墓葬全景（图源《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凌家滩玉人（图源《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对史前社会领导者而言，宇宙观知识不仅仅是掌握而已，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甚至发展出更为明显的宗教权力。牛河梁遗址分布着几十处各种仪式性的公共建筑，在第一地点有处被称作“女神庙”的建筑基址，建筑里面出土相当多陶塑人体部件，有的具有女性特征，其中就有眼部镶嵌绿松石珠的陶塑人面，从出土物来讲“女神庙”应是一处比较重要的仪式建筑。牛河梁第二地点发现一处三重圆形类似祭坛的石砌遗迹，可以想象，红山社会的领导者可能会站在祭坛最高处，那是最接近天的地方，举行一些公共仪式。牛河梁积石冢内的墓葬，随葬品几乎只有玉器，有学者称之为“唯玉为葬”。这些玉器不只是一般装饰品，有的还表现为宇宙观念或者天地之神沟通。著名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器身是勾曲的、处于一种“羽化蜕变”的抽象状态，器首是猪首形象，似乎象征北斗星之神。红山文化也有玉人发现，与凌家滩玉人形象相似，表现出与神灵沟通的蜕变状态，更多昆虫形态的玉器如蝈蝈、蚕茧以及瓦棱形玉器等成为红山文化社会领导者的佩饰，借此希望增加自己的昆虫性和与神灵沟通的能力。牛河梁遗址周围目前未发现明确的居址，像是一处仪式圣地与世俗空间相分离。而仪式活动的参加者，可能来自红山文化范围内更广的地域人群，红山文化以宗教为凝聚力构建起规模更大的社会组织。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
红山文化玉器（图源《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与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注重宗教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同，此期环太湖地区和中原地区表现出更为世俗的发展路径。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为崧泽文化时期墓地，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分区埋设，大墓随葬品只有少量玉璜之类装饰品，更多的是鼎、豆、罐等为组合的成套陶器，较多石钺用来表现军权或世俗社会管理权力。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面积在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开始出现，形成区域聚落等级化。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是铸鼎原聚落群内一处大型聚落，聚落内部同样出现分化现象，具有公共活动性质的大型房址出现，室内面积可达240平方米，墙壁以及地面涂朱，内部带有较大的火塘，其门道指向聚落中心广场。墓葬规模也有大小之分，但大型墓葬并未随葬较多珍贵随葬品，反而是石钺和少量陶器。相比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庙底沟时期社会体现出质朴的发展道路。
以上讲述可以看出，距今6000至5100年的史前中国，各区域社会虽有相似性但也各具特色，我们看不到有一个文化中心在引领大家发展，考古学展现出一个多元同步发展的局面，正如苏秉琦先生概括说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灿烂时代。
二、从文化互动理解早期中华文明的一体性
在多元发展态势中，不同区域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促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国史前文明一体性的重要体现。张光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认识到大概从距今6000年开始，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交流就已非常密切，这种交流使他们共享一些重要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文化的相似性。
我本人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来描述这种文化互动。前文已述，相隔1000多公里的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在玉人形态以及玉器表达的宇宙观、沟通神灵方式上具有较大相似性。以钺表现军权、大型墓葬随葬大口缸（可能为盛酒器皿，有的器物内提取到酿酒遗存）等做法广为接受，此类文化共性难以用没有任何文化交流的、完全独立的发展模式解读。
西方学者借助民族学材料研究早期复杂社会时认为，社会上层人员在远距离交流中能够获得本地一般民众难以获得的物品和难以掌握的外来知识，凸显上层人员超越于本地一般民众的特殊能力，从而获得特殊威望。因此，远距离交流是确立一个领导者地位和威望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类远距离交流往往是以亲身旅行的方式发生。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具有的相似玉器，在两者之间的大汶口文化并未发现。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可能是直接到访，试想一下，社会上层人员远行数月后，带来大家从没有见过的物品，宣讲大家从没听说过的知识，会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
如果我们相信远距离交流真的存在，还应该相信这些长途旅行应该会留下记载，可能是记录在麻布上或已有的丝织品上，当时没有成熟的文字产生，可能是以图画的形式记载，像最初的《山海经》一样，画着河流、山脉、奇珍异兽。试想，凌家滩的领导者往返数月访问红山文化归来后，大家问他你去了这么多天，见到了什么山、看到了什么奇珍异兽、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说我都忘了，没有任何记录，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些重要的旅行经历的山川和人文知识肯定会被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社会上层中被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的社会上层会掌握对“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某种认同，形成对于这个彼此共同拥有的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三、良渚文化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
位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社会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工程作为规模宏大公共建筑，在此之前从未发现。城内莫角山宫殿区附近的仓储区发现大量炭化稻谷，初步估算原有重量可达近200吨，锶同位素的检测稻谷来源地不一，应是大范围内征集调运的结果，这算是国家行为表现，是国家以强大的组织调配能力对广阔地域内剩余食物的控制。
良渚古城内反山贵族墓地，继承凌家滩文化以玉器为主的随葬习俗。个别墓葬连同管珠单件玉器计算在内玉器总数达到近千件，璧、琮等玉器也是表现出很强的宗教性。见于反山墓地玉琮之上的神徽，图案上部为头戴羽冠的方形人面，人的胳膊姿势像翅膀即将展开，下方脚部被刻画为鸟爪，表现出正向神鸟转换的状态，反映良渚领导者在宗教仪式中与神鸟沟通的场景。图案中尤其是四颗獠牙的描绘是对虎的表现，虎是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这件玉器继承高庙文化以来的天极崇拜观念，到良渚文化时期，以天极宇宙观为基础的宗教被发展到一个更系统化的阶段。玉琮和神徽在良渚文化范围内具有相似的规制，最写实的神徽只在良渚古城一带出现，其他地区表现为简化的神徽，体现着宗教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等级化。
良渚文化玉琮及神徽（图源《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不只是本地崧泽文化的延续，而是苏秉琦先生称作熔合式的发展。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各地区已经有了普遍的发展和相互交流，在文化交流碰撞下相互激发促进各自发展，特别是在“最初的中国”形成以后，大家彼此都更加的相互了解，相互知道彼此的政治实践，由此就会孕育出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借鉴各地发展经验的熔合式发展。
距今6000年以来，有了满天星斗的灿烂发展，有了最初的中国，随后形成具有国家社会性质的良渚文化，如此中华文明5000多年便有了较强的考古证据支撑。
在广阔的地理空间里，多元互动形成的灿烂文明直接奠定多元一体的文明体，更为大一统政治理念奠定思想基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孕育出特有的文明因素，如成套陶礼器、成套青铜礼器等。
“中国式”文明形成发展道路顺理成章地需要我们进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理论建设，前文所讲的“古国”概念、多元一体发展模式、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等都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独特的中国式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应该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