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考古专业青年教师徐斐宏带来了一把上海大学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纪念手铲，在启动仪式上讲述了与三星堆相遇相知的故事，分享了西南地区古蜀文明的一段传奇。

“2021年，我和同事、学生们一起，参与了三星堆3号祭祀坑的发掘。让我印象最深的是3号坑发现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我们最早在坑中分别发现了铜尊和铜人的手部，随后确认了二者属于同一件器物，进而通过研究，认为铜尊很可能来自长江中游，而铜人是长江上游的产品。”徐斐宏深有感触地说，“不断揭开文物神秘面纱的过程，真的很令人难忘。”

最近，让徐斐宏兴奋的是，顶尊跪坐人像与8号坑的巨型青铜神兽完成了拼合，拼合后有1.5米高，文物实现了跨坑合体，让前所未见的重器重现人间，也让人赞叹古蜀文明独特的世界观，简直是“脑洞大开”。这件文物体现了古蜀人对中原青铜文明的吸收与改造，诠释着中华文脉用开放包容的胸怀交流交融、绵延繁盛。

徐斐宏坦言，“真实的考古工作大部分都是枯燥的。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掘时，因为担心损伤文物，考古工作者每天都要在只有14平方米的坑里，‘趴’着工作8小时以上。在我看来，这样的发掘‘姿势’仿佛是对中华文明的顶礼膜拜。我们一代又一代代的考古人，就是这样，虔诚地贴近历史，努力地还原历史。”

徐斐宏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回忆起毕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仍然热血沸腾，“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又惊又喜，总书记勉励我们‘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我们倍受鼓舞、牢记于心。”

徐斐宏还分享了博士后期间一段珍贵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武昌隋唐墓的资料曾由学界泰斗宿白先生牵头整理，虽然这份资料非常重要，但由于当时种种限制，报告没有出版。2018年年底，我主动请缨，带领同事们利用新方法、新技术，重新整理了这批材料，最终在2021年底出版了考古报告《武昌隋唐墓》。能站在前辈师长的肩膀上，让这批璀璨的文化遗产呈现在世人面前，我感到非常幸运，也很骄傲。”

“樊锦诗先生曾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想，我们每个考古人心中都有一个归处，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徐斐宏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