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28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和淮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器学术研讨会”在淮北市隆重召开。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89岁高龄的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耿宝昌先生出席了整个会议，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莉英女士，国家文物局巡视员袁南征先生，安徽省文物局杨立新副局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研究员，上海博物馆陈克伦研究员，福建省考古研究所栗建安研究员等古陶瓷学会的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共38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淮北市博物馆及隋唐大运河柳孜段出土陶瓷器，和宿州市博物馆及隋唐大运河宿州段出土陶瓷器。经过一天半的实地考察和出土陶瓷器的观摩，以及一天的大会发言和学术讨论，为研讨会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次研讨会就以下问题做了学术总结：
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及其意义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合称中国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包括通济渠和永济渠两大段，大运河的开凿便利了南北方物质的漕运，瓷器只是运输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是它易破碎被大量保存下来，成为了见证和研究大运河的对象。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只是反映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南北陶瓷交流的概貌，年代范围大致从隋唐到宋金时期。
在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经过科学考古发掘主要有三项，其中，以1999年发掘的濉溪柳孜遗址最为重要，发掘面积900余平方米，发现了一座宋代的石筑码头和8艘唐代沉船，出土了一大批来自南北方窑口的陶瓷器，该项目的发掘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得到不少考古专家的高度评价，柳孜遗址的重要性还在于：一是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为我们确立了隋唐大运河的起始和废弃年代；二是通过发掘地层的剖面，不仅树立了隋唐大运河线路上的一个标尺，还展示了运河河道的变迁史；三是开中国大运河考古的先河，加快了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步伐。
二、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器的主要特点
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主要特点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数量巨大。柳孜遗址出土的陶瓷片有十万余片，200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淮北柳孜遗址发掘报告》报道的可复原器物有一千七百余件；宿州市区的两次考古发掘即出土各类以瓷器为主的器物3900余件，出土的瓷片，据宿州市博物馆介绍数以吨级，确实数量非常大；二是窑口众多。这批淮北市大运河出土的陶瓷器目前可以鉴定出窑口的多达数十个，其中唐代窑口主要有湖南的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南巩县窑、安徽寿州窑等等；宋代的窑口主要有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建窑，山西耀州窑，河北定窑、磁州窑，河南的临汝窑、鹤壁窑和钧窑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陶瓷器不明窑口，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比对和深入的研究；三是品种丰富。这里出土的陶器有灰陶、釉陶、三彩；瓷器有黄釉、酱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青白釉；装饰有多种，白釉的珍珠地划花，青白釉的划花，青釉的刻花和印花，还有白地绘花、白地黑花等等；出土器类更是多样，基本涵盖了陶瓷器的所有品类；四是质量上乘。尽管淮北大运河出土的陶瓷器不一定是南北各窑口的最精产品，但应是当时各窑口生产的大众化的畅销产品，是用于市场竞争和销售的陶瓷商品，其中，不少产品制瓷质量较高，基本反映了唐宋时期陶瓷生产的制作水平。
三、淮北大运河出土古陶瓷学术定位
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反映了大运河通济渠段从隋初到元初长达700年的兴衰史，隋唐大运河开凿于隋大业元年，但湮塞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湮塞于金代，从柳孜遗址和宿州市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南宋和北方金代窑厂的产品，如河北磁州窑、河南禹州钧窑、江西吉州窑等瓷器，表明了通济渠在金代应该还在使用，元代定都大都以后，东路的京杭大运河修通，通济渠的作用越来越小，才逐渐湮塞，淮北大运河遗址出土和征集的元代产品，像磁州窑的“仁和馆”名四系瓶、白地黑花鱼藻纹盆，元代的钧窑碗，元代的龙泉窑瓷器等等，应该是运河上层地层出土的，已经不属于运河遗物的范畴；第二，为北方地区陶瓷器的外销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陶瓷器的外销开始于唐代，曾有学者对晚唐时期外销瓷形象地总结为四组合，就是浙江的越窑、湖南的长沙窑、北方的白瓷和广东的青瓷，它们向外输出，主要靠通济渠，正是有了隋唐大运河，才使中国陶瓷器走向世界，隋唐大运河又是中国陶瓷之路的一部分，或者叫组成部分；第三，对唐宋时期瓷器市场销售和南北流通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古代陶瓷生产中除了销售官窑以外，绝大多数窑口生产的瓷器主要是为了市场销售，而当时多数供应本地使用，而对外输出主要是靠水运，水运非常便捷，目前看到的很多民窑窑址都选在靠近河道，主要就是为了水运，从淮北大运河出土陶瓷器看，唐代的陶瓷产品已不限于南青北白，其唐代长沙窑出土数量很多，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北方向南方销售的瓷器不仅有白瓷，还有白釉绿彩、黑釉瓷、唐三彩和绞胎器，宋代民窑中的福建建窑和陕西耀州窑瓷器比较少见，而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浙江龙泉窑，和北方地区的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临汝窑瓷器最多，反映了宋代制瓷业的繁荣局面。
四、对淮北文博同行的建议
这次学术研讨会尽管时间比较短，但大家普遍反映收获很大，进一步深化了淮北大运河出土陶瓷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不少学术共识，大家在发言中也提了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积累更多的运河地层剖面，细化各地层出土瓷器的年代关系，区别出运河瓷器和晚期堆积的包含遗物；第二，就是博物馆的展陈应突出柳孜遗址考古发现成果，最好是单独陈列；三是扩展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深入研究运河出土陶瓷的文化内涵，以研究、鉴别陶瓷器为切入点，全面揭示陶瓷文化，从陶瓷文化的高度对淮北遗址出土的瓷器进行深入的研究。国家文物局已将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上议事日程，计划在2014年向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申报，目前，运河沿线的相关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正在确定文物点，编制申遗文本，淮北市政府和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正在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力争走在申遗前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各位代表加强对大运河出土陶瓷的研究，使之成为大运河申遗工作的亮点。
闭幕式上，市文广新局方启明副局长指出：专家们对事业科学严谨、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不辞劳苦、敬业奉献的精神，值得敬佩，同时，也值得学习。学术研讨活动，通过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可以说，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专家发言，都发表了真知灼见，既对我们前期的研究工作给与了肯定，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按照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努力改善我们的工作，努力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切实把隋唐大运河淮北段出土的古陶瓷研究这篇文章做大、做强。同时，也为大运河申遗工作做好应有的准备。最后，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今后多来淮北指导工作。
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陈克伦先生在闭幕式上致辞：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器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地近40位中国古陶瓷专家出席了会议，在举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位专家大力支持下，三天的研讨会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考察淮北濉溪柳孜码头遗址和宿州隋唐大运河遗址地貌，参观淮北市博物馆和宿州市博物馆，考察大运河遗址出土和安徽隋唐大运河沿线采集的标本，与会专家们对隋唐大运河安徽段有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在学术考察活动中，我们老一辈专家严谨的学术作风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二）在学术发言中有六位做了专题报告，在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分别就淮北、宿州地区隋唐大运河沿线出土陶瓷器的产地和窑口、大运河和出土陶瓷器的关系、大运河陶瓷文化遗产及今后研究的方向、淮北市博物馆运河出土瓷器陈列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一些报告和发言视觉新颖，把大运河出土陶瓷器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学术研讨积极而认真，热烈而坦诚，情绪饱满，大家畅所欲言，充分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
（四）会议期间，新老朋友见面欢聚，增进了会员间的友谊，加强了学术的研究和交流，大运河出土陶瓷器涉及古代陶瓷生产和流通等诸多方面，是中国古陶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有些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通过一次研讨会要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我深信，这次研讨会将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工作还有待于我们下一步去做。
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陶瓷器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淮北文物工作者将充分利用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不断提升博物馆的展览水平，为中国大运河早日申遗成功做出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