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应是中国“陶瓷之路”提法的主要内涵。研究运河和瓷器，离不开运河的经济、运河的文化这两个大话题。这应该是两个专题。在谈到大运河瓷器运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可不可以设想划一个“运河经济文化带”呢？所谓“运河经济文化带”，即区域上以运河为中心，各种物资的分销、集聚，明显受运河的制约和影响；各种生产技术因运河相关信息而生长、传播；各种民俗民风显然在运河开通以来，因各种社会建设、城市的兴起、典章制度的确立等而派生、滋蔓等等。这有待作专题讨论。
大运河从隋到南宋早期或中期大约500多年的使用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唐宋瓷器制造业在我国陶瓷史上处于巅峰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陶瓷制造、运销及陶瓷文化的传播应是空前的，是一块很重要的研究内容。
日用和陈设陶瓷与千家万户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不是夸大其词。特别是在市井生活光怪陆离、繁荣而丰裕的唐宋时代。饭馆、酒肆、茶摊、药店里面；茶几、桌案、大小厅堂之上，陶瓷器皿无处不在。从陈设的仿古陶瓷，到生活必需品，连同玩耍的蛐蛐罐、专用来斗茶的各式碗、吹奏的小乐器和小动物、人物瓷塑等等，其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品种和用途可谓开后世之先河。一是产，二是运，三是销。运输这个中间环节给产与销架起了桥梁、铺成了通道。运河的开通为瓷器的销售打开了销路，销售数量的增加又刺激了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兴旺，促进了工匠们制作技巧的改进提高。精美的制瓷技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利润。唐宋时期制瓷业的繁荣、窑场数量的增多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南北方制瓷业借运河之便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
以国保单位运河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柳孜为例——柳孜在唐代始为镇的建制，属宿州临涣县，是宋州与宿州间的要会，是运河边上的重镇。它不仅在军事上位置显要，而且在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它同样担负起了货物集散的职能。按宋天圣十年所刻柳孜砖塔碑文的记载，柳孜当时既设监押、巡检，又有税务官，可见其所处位置应为唐州县以外的新兴市镇与草市，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方圆百里，它像海绵汲水一样，吸纳各种社会物资通过柳孜码头和大运河分销到中国的南北方；又像一道道靓丽的光束，把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各种新奇物资商品，通过柳孜镇辐射到方圆百里的州县集镇，这当然包括琳琅满目的陶瓷制品。柳孜和运河一样，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宋王朝的政治统治。据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仅国保单位柳孜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安徽省濉溪县，其境内约40公里的运河河段，沿途就有第城、茅城、蕲泽镇、白掸县、涣北县、柳孜等城镇。城镇的兴起，人口的增多，社会物质的积累以及全社会消费水准的提高，都说明了运河包括柳孜这样的城镇，藉运河之便利，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的繁荣发展与封建王朝制定了与漕运和运河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是分不开的，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载：“（韦坚等）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仑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并负责赔偿损坏，以增加唐中央的粮食和其他各地的土特产”。《旧唐书》卷一百零五《韦坚传》又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柎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韦坚的改革，不仅有了专门用来运输名瓷、酒器、茶碗等的货船，还专设了放置包括瓷器在内的地方土特产的义轮，使得漕运的数量和品类比过去大大增加，对巩固经济基础、稳定政治中枢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柳孜有没有这样的义轮呢？试想，约五千华里的隋唐宋运河沿线，五百多年的使用时间，该有多少这样的瓷器专用船和义轮啊！总之，运河开通后，仅东南系统运河，除上述小市镇外，还有宋、宿、泗、楚、扬、润、常、苏、杭等州，它们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是与运河的开通有很大关系的。那么，陶瓷器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额。
二、大运河出土瓷器的特点
弄清这个问题，在研究和整理运河出土瓷器方面可以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一般窑址的出土瓷器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分期，包括自身的诸如用料、釉色、烧造工艺等特征的研究，现大部分已成定论。也有个别可归属某大窑系的新窑口刚刚发现。但除了运河出土已成定论的或刚发现的各窑口的瓷器，在研究方面有其共性外，运河出土瓷器还有其自身的以下几方面的突出个性：
（一）间接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
这一特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瓷器窑系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瓷器产运销之间以及与社会各行业间的各种联系。
前一种联系是很明了的，即各窑系在地域之间，在制作技术和运用材料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渗 透、融合、借鉴等等。后种联系特点似乎不是瓷器本身直接体现的。而即便是间接体现的特点，仍然是运河出土瓷器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话题和难以推卸的任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生活和一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相联系，它们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样，运河出土瓷器除上述地域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横向联系外，瓷器制作生产与出口转运、营销辐射、政策法令等等，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和连带关系。通过这种种联系，产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贸易、漕运河运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政治安定，社会发展，人口增多，需要生产更多的瓷器制品，这些社会物资的递增又培育和刺激了交通运输业、船舶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随之而形成了适应这些行业发展的社会管理和行业服务调控机制。从而使社会和市场经济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健康轨道上循环往复，向前发展。因此，运河出土瓷器在经济上反映出的瓷器生产同交通运输、市场营销，在政治上所折射出的与瓷器生产、运销相关的漕运制度、政策法令、行业管理等等方面的联系，便是运河出土瓷器所间接表现出的横向的社会多方面联系特点。这也是运河出土瓷器所包含的运河文化本身所特有的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特点。
（二）跨越时空的群组特点
窑址出土瓷器具有相对单一的技术制作特征，即有别于其他窑址出土瓷器的个性特征。无论窑址出土瓷器有怎样的自身发展变化，亦无论怎样分期分型分时代，它都具有要么是定窑、要么是邢窑、要么是吉州窑的个性特征。我们可以说，这是某窑口、某时代的作品。而大运河出土瓷器则不同，它是散落在河道里的舶来品和集合品，它有突出的跨时空的群组特点。它把不同地域的同时代各窑口的东西集在一起，这是超越空间的集合；它又把不同时代的瓷器聚集在了运河沿线这个同一地域相对空间内，这是时间上的集中。这是隋、唐、宋时期二十多或更多个窑口制品的大荟萃。我 们在对已成定论的窑系窑口的制品进行归纳集中的同时，还要对一些非驴非马亦非牛，似A似B又像C的制品这样一些新面孔进行辨识、分类、排比。这些挤进运河出土瓷器队伍中的不速之客，更多的是一些有相似共性的群体，尚可归类。但有的则是一些带有个性的个体，无法用某窑系、某窑口的特征去归纳解释。这种情况，被有些专家戏称为“运河出土瓷器中有很多没娘的孩子。”
上述已知可以暂时归类的群组和暂不明身份的群组和个体，共同组成了运河出土瓷器标本这个大集体。这就是我们在研究运河出土瓷器标本时首先感受到的跨越时空的群组特征。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相类群组还是不相类群组，都有数量大、窑口多的特点。
（三）埋藏环境上的特点
运河出土瓷器在埋藏形式上，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埋藏的瓷器都有地层叠压关系上的共性。唯有运河这些地层的土质较相似，多半是靠一次次黄水冲刷的痕迹及包含物来作划分的。但在埋藏环境上，大运河出土瓷器与其他地区窑址、遗址出土瓷器相比有其较为显著的特点。大运河沿线有这样一个说法，叫“黄水不过堤”。即黄河泛滥时，从西北过来的大水一般超越不过隋堤（当地群众称大运河的河堤为隋堤）。因此，在运河河堤周围，特别是北侧深3～4米不等全为黄泛带来的泥沙。河床内几乎从现地表至6～7米深的河底也全为黄泛的泥沙。而隋堤往南则为黑淤混合土。结合近年考古资料，证实了堤北唐宋时期的地层在现地表的3～4米以下。这以上的3～4米，全是历史上数百次黄河泛滥而形成的沙土堆积层。
沙土层，透气性能好，保墒性能也好。埋藏在这种土壤环境里的瓷器（少数居住遗址除外），因土层含有机质少、污染小、侵蚀少，总结起来有一些基本共性，即“新、亮、净”。当你看到有些瓷器就像刚从窑中取出的一样新，不相信这会是唐宋时代的老东西、真东西。
“亮”即通常所说的贼光。一般情况下，古瓷由于长时间埋藏，其釉面浮光会自然退去，现出油润的岁月之痕。但有相当数量的大运河出土的瓷器出土后呈现出一种贼亮的光泽，使观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光“净”即釉面净，露胎净。除釉面的“新亮”以外，凡露胎的瓷器（生活区埋藏的除外），都很干净。旋纹清晰，很少有附着物；如注意观察，多数有一种枯涩的感觉，但仍然很净。由于有了以上三个特点，看惯了其他埋藏环境下出土的瓷器，很多人往往不敢相信运河出土的瓷器而予以否定。我也借此机会在此呼吁一下，看运河出土瓷器时，千万要口中留情，不可简单否定。
（四）初分谱系与自立门户
我们在对上述瓷器的特点和研究方法进行定位后，接下来的工作应是对号入座，初分谱系。将其磁州窑系的，定窑系的等等归类、排队，这是不言而喻的。再下一步就是自立门户。自立门户的工作量大、难度大。这是因为这条运河兴衰几度，浚而塞、塞而疏，使用了500余年时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概念啊！大量的陶瓷器大部分经这条水上运输线，从黄河中下游到江浙，直至出口到海外，沿途各州县集镇，上上下下，集散转运，因各种变故而散落的，商铺集市里摆放的，河道里、船舶上遗弃的各种瓷器和残片，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仅1999年安徽柳孜考古工地发掘的900个平方米中，就出土完整的、可修复成形的瓷器几千件，隋唐宋元明清各时代可辨识窑口的南北方瓷器残片约几十袋，数10万片。这还只能是遗弃瓷器、瓷片的很小一部分。运河，是一座古代瓷器的宝库啊！所以说，原来很多不曾相识的、稀奇古怪的瓷器瓷片，找不着根据的瓷器瓷片就不足为奇了。这对我们有限的经验是个佐证，是个补充，是个考验。运河就像一条大展带，它把五六百年间我国南北方几个时代的各窑系大小窑口的瓷器展示了出来。而运河考古研究工作正像专家们所说的那样却才刚刚起步。
因此，我们要把这些运河里“陌生”的模样记下来，安个户口，自立门户，找出已知的，关注未知的，这是第一要务。待以后大运河以及其他窑址发掘工作做多了、做细了、深入了，各窑系的产品特征都大白于天下了，再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