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鉴定文物的方法利与弊：

在长期的实践中，鉴中国古陶瓷的传统方法，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存在失误。

1、有利因素：近百年来，人们通常是以传统的“目鉴”来判定中国古陶瓷的历史、年代和窑口。这是一种最简便、最经济而行之有效的排比鉴定方法。是鉴定者通过对中国古陶瓷的造型、胎体、款识、釉面、烧造方法等进行仔细观察后，对古陶瓷的装烧方法所遗留的历史痕迹进行分类比较，对古陶瓷的彩绘用料及装饰方法进行技术性分析，对彩绘图案纹饰进行艺术性对比研究，经过对古代文献资料的验证考据，考察中国古陶瓷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结合各类考古出土资料，而做出的鉴定结论。这种传统的鉴定方法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广泛运用于鉴定实践中。人们在鉴定过程中，经大脑积累和辩别，成为具有可行性的鉴定方法，无疑形成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和科学性。

2、不利因素：由于各个鉴定者对中国古陶瓷的鉴定水平高低不一的差异，在鉴定某件器物时，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在需要作出某件器物结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误差，有时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分歧意见。这是传统鉴定方法受鉴定者主观意识局限所造成的客观事实。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件器物，经多个专家鉴定，竟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到底听谁的，往往是谁的权威大、头衔高就听谁的，那么，就必然影响到文物的价格、定级等诸多方面。假如大专家“掉眼”，那么，这件文物就会受到不公的待遇。

二、“高仿古瓷”向传统鉴定方法挑战：

自宋代以后陶瓷仿古之风盛行。仿古的目的有些是出于尊古法祖，有些出于当时各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喜好，有些是出于商家牟利。其历史背景十分复杂，给中国古陶瓷鉴定带来一定的难度。如宋代“五大名窑”的制品，后世历朝都有仿制。明代中期开始仿官窑瓷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仿前朝历代名窑名瓷更是成为风气。但古代的仿制品（俗称“旧仿”）在时代特征或器型特点等方面较明确而具体，只要认真观察，总有蛛丝马迹可寻。清代仿品有的还落有年款，就更易于辨识。近20多年来，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高科技手段的介入，现代仿古瓷品种丰富，数量巨大，给古陶瓷鉴定带来新的鉴定难度。由于仿制者水平高低不一，现代仿古陶瓷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1、一般的仿制瓷器。从造型、胎釉、纹饰图案等方面随心所欲，生搬硬造，粗俗蠢笨，稍有古陶瓷鉴定知识，即可一目了然，俗称“一眼假”，此类仿古瓷比较容易辩识。

2、较高水平的仿制瓷器。以资料照片甚至真品实物为蓝本，其造型、胎釉、纹饰较精致，是为有本之作。但造型、胎釉、纹饰细微之处总有一些差异和破绽可寻。如有些器物造型准确，但采用的是灌浆铸坯或模制坯，再以手工修坯而成，器物手感非轻即重，胎体上接痕生硬做作；纹饰图案为照本临摩，线条生涩迟疑，纹饰缺少灵气，整体器物给人以似曾相识，似是而非，有形无神的感觉。

3、现代仿制品中的精心之作。具有较高的水准，令人难以辩识。这种“高仿品”主要选择经济价值高，其主要品种有明代官窑青花瓷器、明代官窑彩釉瓷器、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官窑青花瓷器、青花釉里红瓷器、清三代单色釉瓷器（包括胭脂红、柠檬黄釉）和珐琅彩瓷器。这种“高仿品”数量较少。

现代“高仿古瓷”的胎体，以实物为母本，以模制和手工拉坯成形。对瓷器烧造过程中产生的收缩率经过多次实践，进行适度的加工，器物造型准确自然，其成品的重量差异与真品微乎其微。釉面采用传统釉料配方。对各种釉料配制和烧造温度进行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调试，再以同时期的瓷片实物标本进行对比，在视觉效果和质感上已很难区分。纹饰图案则采用照相复印的方法，由具有熟练技艺的工艺师进行手工摹画，线条比较准确生动。青花瓷器采用的青花料，据说也是采用传统的矿物钴料和现代料化学合成，青花发色深浅浓淡间杂有星星点点的黑褐色结晶，颇具古代青花瓷的特征。这种“高仿品”有些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

当然，从纯艺术品鉴赏的角度来讲，达到此种境界的“高仿古瓷”已属凤毛麟角，其中凝聚着制作者的心血，也不失为艺术精品，堪称“当今官窑瓷器”。但它们与蕴含着悠久历史信息的真正古代瓷器来比，“高仿古瓷”毕竟是现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在的历史、艺术价值又怎能与原汁原味的古代陶瓷制品相提并论呢。

面对极为稀少又客观存在的“高仿古瓷”，依靠传统的鉴定方法，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主观意识往往对鉴定结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一件器物，经不同的鉴定者鉴定，有时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面对这种状况，古陶瓷鉴定的标准和依据又在哪里呢？目前，传统鉴定方法的准确性、客观性、可信度常常受到社会的质疑，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现代科技测试在古陶瓷研究工作中已取得成果和存在的不足：

1、现代科技测试已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古陶瓷的某些窑口，某些品种进行胎釉化学成份的科技测试工作。如浙江宁绍地区的早期青瓷；唐五代时期浙江慈溪上林湖窑址的青瓷；北宋至元代龙泉窑青瓷；元代景德镇湖田窑青花瓷器；明代景德镇永乐、宣德“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部分青花瓷器等。这些科技测试数据，已充分运用在古陶瓷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2、由于中国古陶瓷生产历史的延续性，窑口众多的地域广泛性以及历朝历代众多窑口瓷器生产技术的交流类同性，使中国古陶瓷具有背景错综复杂的特殊性，因此，在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国古陶瓷进行测试研究的同时，在年代和窑口的鉴定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3、有关测定古陶瓷年代的热释光法，在测试古代陶器的年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上海博物馆科技研究室对中国古代陶器进行了数万例的测试实践，掌握了大量的科技数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中国古代陶器的年代测试数据可控制在正负50年左右。相对具有数千年发展历史，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古代陶器来讲，采用热释光法测定它的相对年代其误差在正负50年，是可以接受的。但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东汉以来的中国古代瓷器，其准确性和可信度就大可质疑了。特别是元、明、清古瓷器，正负50年的误差，就意味着相对年代的混淆不清。因此，用释热光技术测定年代，在古陶瓷鉴定的实践活动中，是有较大局限性的。

4、近几年在古陶瓷科技测试方法中，有些专家提出可利用古陶瓷的微量元素分析，作为它的“指纹”特征来确定其身份，以确定其窑口（产地）。但这种（古陶瓷指纹鉴定法）做法目前仍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四、传统鉴定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利用考古发掘的标准器，以求鉴定准确：

1、建立一个“古陶瓷标本资料库”。

作为对中国古陶瓷开展多方面科技测试、分析、研究的“样品库”。对进入“古陶瓷标本资料库”的样本，最好是选用古陶瓷窑址出土的资料标本和有考古地层关系的出土资料标本，这两种标本本身已具备了一定的科研条件。一种是可以确认某种古陶瓷的出生地和相对年代；另一种则反映了某种古陶瓷在某个相对年代的流传范围，它们本身含有较多的社会科学信息。

2、标准古窑址出土的资料标本。

窑址标本可提供准确的产地信息和相对年代信息。因为某一窑址它的地域范围是明确的，它的烧造历史虽然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但相对来讲这种时间跨度是有据可考的。特别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古瓷窑址，它的地层关系所反映的时间跨度，作为一个相对时间来说，更缩小了年代跨度的误差。更何况有些古陶瓷窑址发掘品中又曾发现有绝对纪年的标本资料。这种带有绝对纪年的标本资料，本身就是“标准器”。对它进行多种方法的科技测试，得出的各种数据，即可作为某个窑口、某个品种、某个年代的坐标基准点，收入“中国古陶瓷科技测试数据库”，用它作为一个参照标尺，对其他同地层、同品种的资料标本的科技测试数据进行校正。

3、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对古陶瓷进行科学测试，还要建立一套完整系统和互相验证的方法。通过对现行的各种测试方法和手段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类和对比，并从中筛选出最具代表性、可信度的方法。

古陶瓷是“火与土”的艺术结晶。在中国古陶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地区各窑场都在因地制宜，取土烧窑。由于历代古陶瓷制作技术和相互传播与相互影响，更由于当时市场需求而引起的不同窑口之间，某些品种之间的相互仿烧，使同一时代、同一时期在较大区域，众多窑场生产的产品表现出许多共同特征（器物造型、釉色、纹饰、烧造工艺等方面），我们称之为“时代特征”。但具体到某个地区、某个窑场则很难从外观上进行具体区分。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探讨，八十年代初中国古陶瓷研究界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在实践、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将它们分为“某某窑系”，从庞杂的古陶瓷品种中理出了头绪，划出了一定的时空范围。在当时这种区分，无疑为古陶瓷的宏观研究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具有指导性意义，也为中国古陶瓷的微观研究奠定了基础。只是由于当时的微观研究手段尚不具备，无法使这项研究工作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但是这种努力和探索并没有停止。今天在已具备了微观手段和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对古陶瓷研究的要求也更具体、更明确。

参考书目：
张福康著《中国古陶瓷的科学》
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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